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３千８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５９年大饥荒刚露苗头，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确实是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的损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负面影响。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 “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７百万人死亡。对此没人比她父亲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张戎那７百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当时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３千８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假如中国统计学家有起码的专业素养，这些低报现象应当已经被考虑进去了，除非有人能证明并非如此。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正确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其实，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还高。她应该赞同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判叶利钦种族灭绝罪。张戎“明明知道” 这是不公平的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证明毛甚至有意让几千万人死亡的。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 ，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 . . 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 。” （４５８）

    张戎所引毛的话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看了原文，“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

    １６）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５５８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 （５４３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５７０页）。

    （１）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１９６４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２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５０３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 . . 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 （５０４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 （５４６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 （５４３页）。

    这可不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 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简直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嘛。

    （３）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时，“毛都不屑出席” ，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５３１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 （５５０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 （５４８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 （５４６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 . . 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 （５４７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４）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 .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５１０页）。“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 。. . . 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 ” （５１１页）。

    张戎接着谈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 . . 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 . . 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页）。　

    按照张戎的推论，当时中国确有发生亲苏政变的可能。如果这样，人们就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 （５７０页）。

    （５）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５４１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相符。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关键的转型正是在文革时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复辟的预见是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是肯定无疑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见也被证明是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