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下载的文件来自天下电子书http://www.txdzs.com
第1节：序言(1)         
　　序 言   
　　〔台湾〕吕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50年后的今天，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第2节：序言(2)         
　　四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 敬序于南港         

第3节：自序         
　　自 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第4节：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1)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蒋介石日记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求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第5节：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2)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①         

第6节：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3)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①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 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 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 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 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 上星期反省录。6. 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 本月反省录。8. 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第7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1)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从向左到向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时当32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8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读书生活：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①，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①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①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②同年2月７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记云："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７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下午看《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③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趣味"：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晚，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所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主义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历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太〔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及改正其经验也，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７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７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②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第8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2)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勇"，中师之精神文辞，使人阅之而不能掩卷，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到省校办事。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①   
　　1926年8月７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②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③ 五四前后，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④ 不过，他最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抚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自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记云："晚，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可不以潜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① 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① 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第9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3)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７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７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７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７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① 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① 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② 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改造中国         

第10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4)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③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④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７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①   
　　1926年７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心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时余苦工。呜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资本家与势力家之不勤俭自持，厚利报工，其必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问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第11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5)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①。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1年，便主张："工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时，起而自己管理也。"③ 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④ 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⑤ 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 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②。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③ 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④ 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７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家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⑤   
　　1926年12月７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解决也。" 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们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畜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到一陈姓主妇毒打婢女之声，很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往日陈妇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觉欲求人类平等，第一当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3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① 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② 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③ 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④         

第12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6)         
　　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⑦ 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左右之间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①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② 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鳞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原拟请苏方支持国民党人在蒙古的库仑建立军事基地，遭到拒绝。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和左派及中共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① 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日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卫自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胜无异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第13节：蒋介石的早年思想(7)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７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① 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谁妨碍革命的统一和集中呢？蒋介石觉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记云："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于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5月14日日记云："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5月16日，他访问鲍罗廷，表示"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5月2７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②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７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ＣＰ，心甚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① 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 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遗憾的。3. 蒋介石既是国民党中心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① 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② 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本文中文本原载纽约天外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庆祝吴教授相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原有"苏俄观"一节，因本书另有专文，故删去。         

第14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辛亥革命之后，"狭邪自娱，沉迷久之。"① 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当时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办理无状"的八字考语。① 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亦于此可见一般"，"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② 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 又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们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⑤ 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们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⑥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① 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编《曾文正公全集》。此书已经看过，甚以为遗失于永泰县之役。今竟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② 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不啻旧友重逢"，可见他对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公杂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日记云："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日记云："昨今两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彼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诀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可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切不可自作聪明也。"① 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岂可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犹豫不决，轻举妄动，来往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吾母有灵，其亦以此为慰安乎！"② 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第15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2)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途中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之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也。"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①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②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之要，未能实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之事，自问有欺妄与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课。"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们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③ 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④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①。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②。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③。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国家代表"④。   
　　戒 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清朝的道学家唐鉴曾经提出："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力图做"圣贤"，不做"禽兽"。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2月，蒋介石在福建曾勉励自己："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⑤ 次月，他从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曾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① 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馆中"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不过。他当晚又检讨："介石以日看曾文正书，不能窒欲，是诚一生无上进之日矣"！他勉励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砺德行"。②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污，不愿其送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同意，在沪住了一周。事后深自忏悔。日记云："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③ 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④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⑤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第16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3)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蛰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嫟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①   
　　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②   
　　10月5日："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③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卖笑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不能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④ 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今日能窒欲，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蒋介石终究难以羁勒心猿意马。11月4日日记云："色念屡起，几不能制也。"同月8日，蒋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岂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①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不稍应酬，闲居适志，我固为难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为乐事也。"② 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③ 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色念突发，如不强制切戒，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亦能实行。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峻民，畅谈往事，蒋自觉"旧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 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①         

第17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4)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①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又怕自馁，这种心理可怜可笑。此时若不立志树业，放弃一切私欲，将何以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欲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不及，奈何有意寻访也！"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冶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见色，心邪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默誓非除恶人，不近女色，非达目的，不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惧乎！"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戚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未自拔也。①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仅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责、愧悔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第18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5)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客气，警惕虚骄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们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第19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6)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   
　　检讨原因，认为自己"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事"，不能"虚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乐为己所用。①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语迟钝。"① 表现之二是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第20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7)         
　　尊"诚"，重视形貌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道学们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5月号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的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巨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三个月，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其后的南京之战实际上是它的尾声。两次战争时间相连，地区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① 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②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① 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② 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③ 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④ 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⑤         

第21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8)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五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⑥ 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⑦ 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① 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② 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③ 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④ 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⑤ 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⑥ 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① 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② 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一百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③ 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④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   
　　但缺乏重武器，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三百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① 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②         

第22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9)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③ 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④ 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⑤ 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①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千人。② 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③ 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④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⑤ 同日上午九时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守卫横浜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⑥ 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⑦ 同日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① 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② 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很快，淞沪战场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埔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③ 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战车与平射炮，催促使用，则已过其时，敌正式陆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笔者）误事误国，实非浅尠。"④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① 蒋介石对陈诚的这一战略思想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军事委员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本日沪战颇有进展，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对英提案运用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退却可能也。判断情报，倭寇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② 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③ 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第23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0)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一百八十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④ 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① 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② 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三十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③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在敌机猛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① 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② 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③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史说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埔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④ 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十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   
　　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记云："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敌之弱点，以支战场为主战场，故其对华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如处置得策，不难旷日持久，使敌愈进愈穷也。"① 这则记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② 同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③ 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④ 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⑤ 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第24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1)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14日日记云："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困难矣。" 当日，蒋介石向自己提问道："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 ① 25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② 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由晋出击。"③ 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① 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② 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③ 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急图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④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9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⑤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的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① 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② 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师长负伤，旅长失踪。③ 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军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沪战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派留一团死守"。④ 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⑤ 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⑥ 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⑦         

第25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2)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① 8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② 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③ 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后来，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④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⑤ 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⑥ 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① 倒是张发奎有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②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③ 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④。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⑤ 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⑥ 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①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②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③ 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第26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3)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 257名，合计40 672名。④ 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 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⑤ 更加严重的是，溃退后的军队虽然仍有庞大数量，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意见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①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记云："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② 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③ 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经考虑过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也曾考虑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四"。④ 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① 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② 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6日，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及将士公墓，叹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③ 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④ 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⑤ 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⑥ 11月30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斯之易为何所据也。"⑦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⑧ 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① 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 "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② 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锡澄线守军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不分步骤，全线尽撤，亦未得呈报，痛心盍极！"③ 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第27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4)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防共协定为主"，蒋介石"严词拒绝之"。④ 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他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⑤ 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又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① 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② 他勉励自己："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③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④ 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⑤ 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① 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② 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③，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④ 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⑤ 12月6日，蒋致电李宗仁、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⑥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⑦ 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① 不难看出，蒋所说所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②，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第28节：做"圣贤"还是做"禽兽"(15)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③"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④ 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① 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② 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③ 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④ 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⑤ 2月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⑥ 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⑦ 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⑧ 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次日日记云："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①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 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但是，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就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从战争学习战争。淞沪和南京之战期间，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区拼消耗；必须懂得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作战形式。9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③ 11月7日，日记再云："此时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④ 12月1日日记云："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⑤ 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① 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   
　　还在淞沪之战的紧张关头，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② 淞沪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与牺牲精神必将长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当华北战场危急之际，蒋介石主动开辟淞沪战场。旧说之一以为，这是蒋介石为了将日军的进攻矛头由自北而南引向由东而西，以免日军过早地攻占武汉，截断国民政府自南京西迁的道路，是一项很高明的战略决策云云。此说曾引起激烈争论。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即有明确意识，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并无明确意识。两说长期相持不下。   
　　关于开辟淞沪战场的原因，蒋1938年5月5日曾在《杂录》中写道："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① 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开辟淞沪战场的目的，在于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         

第29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精心指导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一度抬头，但蒋介石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本中写了一段话："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① 但是，同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取得胜利，蒋介石觉得中国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谈判的筹码，思想的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一端。4月9日日记云："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② 此后，日方有希望英国出面充当调人之意，而蒋介石也曾决定派张群使英，在当地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担保。① 5月下旬，日本内阁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以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看出宇垣将对华主和，准备利用宇垣，压制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但是，蒋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备宇垣对中国内部实行"挑拨离间"。② 日记云："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③ 果然，宇垣上台后，即不断向中国摇晃橄榄枝。蒋介石则以"刚柔得宜"的政策相对应。④ 一面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周旋。8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 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 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 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 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4条：1. 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 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 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 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3条：1. 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 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 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①         

第30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2)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② 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对和知应拒绝。" "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③ 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④ 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在观察欧战的状况，认为如欧战不能即起，有机即和；如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①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 "1. 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 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 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 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 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 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②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 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 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 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 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 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 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 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 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①         

第31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3)         
　　和知认为萧振瀛的谈话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双方取得初步结论：1. 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字样。2. 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即订经济协定。 3. 对中方提出的不订军事协定问题，和知本人认为可以商量，但恐东京方面坚持，故对此点表示保留。4. 和知同意，由日本先发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响应，即停止进攻若干日，作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其签订地点可在香港。5. 双方和平宣言须以电报事前商定原稿，方得发表。6. 和知定28日晚回东京，作最后决定，于 10 月 10 日前电告，和知本人随后即来香港。7. 和知离港后请雷嗣尚飞汉，面陈详情。②   
　　同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向对方坚决表示："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不仅军事协定之字样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复以前，亦不能商谈。"关于"经济协定"，电称："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关于"停战协定"，电称："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关于"停战日期"，电称："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同时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愿停战。"蒋介石并要萧振瀛郑重声明："原状未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① 萧振瀛收到蒋的电报后，于当日与和知进行第四、第五次会谈，反复讨论，和知表示愿作让步：1. 对停战协定中不出现军事、经济协定字样一条，认为可以商量。2. 对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实表示诚意，非恢复七七前原状后，不商谈任何协定一条，表示"颇谅解"。但是，和知也表示，关于将来中日合作的具体内容，事前须取得一种"无文字的谅解"，"否则，日方无以自圆其立场"，证明中方"毫无诚意，日本断难相信"。② 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③   
　　9月29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报告28日与和知会谈情况，声称前后谈话，均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唯一前提，与蒋的指示并无出入。在转述和知临行前密告的日方谋和原因后，萧称：和知此次奉近卫、板垣、多田之密令而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最近东京将举行重要会议，决定武汉会战之后的对策，但日方亦有主张"硬干到底"者，南京伪组织、北平伪组织又多方破坏和局，故前途定多周折。① 他要蒋介石表态，"若双方意见，距离尚不甚远，而和知再度来港，我方应如何应付，应请预筹"。②   
　　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甲、分区交代。乙、交接与冲突时之地方治安维持办法。丙、交接时防制（止）误会。丁、预防察绥与冀东及伪组织之处置。"又云："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③ 10月2日，蒋介石从孔祥熙处读到香港情报一件，其中谈到日人百武末义回国活动中日议和情形，百武希望了解，如果日本发表和平声明，中国是否能够发表声明响应。蒋介石当即电询孔祥熙，"其言是否可信"。他指示："总要前途先拟整个确实办法，再谈双方宣言也。"④ 此后，中国方面即开始草拟《和平宣言》。   
　　中方草拟的《和平宣言》称：   
　　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此为中国立国唯一之政策，亦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况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家，诚能共存共荣，何忍相仇相杀！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中国亦以诚意应之。倘使能以此次战争之终结为枢纽，一扫荆棘，开拓坦途，共奠东亚永久之和平，是不仅为中日两大民族之幸，亦为世界全人类和平之福也。         

第32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4)         
　　蒋介石特别在"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一句下以红笔加写了一段话："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① 中方也草拟了《停战协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停战协定》草案共5条：1. 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4. 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5. 本协定自发布日起发生效力。草案提出：该协定可在福州或九龙签字，在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后一日公布。日军撤兵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介石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② 关于当时存在于华北、华中的两个伪政权，草案提出：1. 自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两星期内，南北两伪组织即行取消。2. 国民政府对于伪组织之参加者，宽大处理，但绝不能有任何条件。关于中日两国合作问题，中方提出："必须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后，方能商订协定，事前只能交换意见，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关于《经济协定》，草案提出："绝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日方"所提原则，尚须修改"，"将来举行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在此，蒋介石以红笔批示："此时绝对不得商讨内容与具体办法。"① 关于《军事协定》，草案提出："在恢复原状后，可先商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批示称："此可研究。"② 关于"满洲国"问题，草案拟订了"相机应付"的三条谈判意见：1. 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 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3. 暂仍保留。蒋介石在第三条后加了一句："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③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 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 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 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 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 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 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④ 蒋特别强调："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①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戊、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①         

第33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5)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② 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③ 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① 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10月19日，萧振瀛与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 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③，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④ 亲善合作。3． 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 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 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①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 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 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 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 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② 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现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 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 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③           

第34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6)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19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 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 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 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① 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月21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10月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② 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③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④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萌生"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① 10月3日，蒋介石继续研究和议，日记云："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 。② 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③ 7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④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⑤ 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① 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蒋自思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② 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第35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7)         
　　和知鹰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③ 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④ 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⑤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27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① 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②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③ 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④ 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⑤ 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① 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国民知感，且使敌国知畏也。"② 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同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③ 12月1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介石指示："不准萧赴港"，"应坚拒不理。"④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⑤ 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① 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② 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鹰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③ 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④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关系遂告结束。         

第36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8)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①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 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 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② 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息影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③ 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① 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②，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③ 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④ 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① 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②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 平等互让。2.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 撤兵。5. 防共协定。6. 经济提携。7.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③ 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④ 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⑤ 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⑥ 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⑦ 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第37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9)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⑧ 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① 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② 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③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④   
　　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①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②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③ 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 ① 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②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③ 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④ 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⑤1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⑥ 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故事了。         

第38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0)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⑦ 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① 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乌呼，岂非天乎！"② 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③ 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① 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炽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②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我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③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阀求和之诚伪"。④ 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 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 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 保障问题。丑、 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① 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② 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③ 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④ 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第39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1)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⑤ 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⑥ 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之"。① 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②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③ 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 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 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 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 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 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 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 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 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 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 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 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第40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2)         
　　4． 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①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② 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③ 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言和？"① 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② 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③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④ 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 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⑤ 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① 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②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③ 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④ 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⑤ 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⑥ 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① 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第41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3)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②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① 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 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 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 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② 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 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 共同防共。3. 撤兵。4. 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 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 不要求蒋介石下台。③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④ 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⑤ 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⑥   
　　11月7日 ，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① 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② 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③ 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④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⑤ 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⑥ 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① 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② 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③ 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④         

第42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4)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 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 无条件全面撤兵。⑤ 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① 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② 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③ 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④ 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⑤ 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①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② 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③ 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④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 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第43节：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15)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传，使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敌次任内阁，如果为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矣。"① 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②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第44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 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 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 停止排日。5. 共同防共。6.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 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 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 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 他对武将也很失望，感叹道："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竟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何所据也！"② 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约其来京面谈。日记云："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③ 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觉悟"。日记云："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④ 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⑤ 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使〔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⑥ 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 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 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⑦ 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等人的讥笑。① 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② 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③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④ 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的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⑤ 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 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 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 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 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⑥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① 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② 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 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⑤ 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⑥ 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第45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2)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其中之一就是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① 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②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 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③ 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① 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② 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③ 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④ 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 停止反日运动；2. 反共；3. 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指唐绍仪--笔者）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⑤ 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⑥ 7月12日，日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① 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② 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③         

第46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3)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报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④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1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日记云："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一法也。① 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② 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③ 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④ 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⑤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① 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② 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③ 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④ 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⑤ 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① 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 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③ 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④ 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⑤ 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⑥         

第47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4)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⑦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① 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② 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③ 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④ 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⑤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⑥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 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 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 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 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 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 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 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 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① 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蒋介石对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怀有戒心② ，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① 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② 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③ 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④ 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实行经济、政治、党、军队、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⑤ 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第48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5)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⑥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① 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② 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 东亚永久和平；2． 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③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①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意）、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①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第49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6)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②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③ 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① 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 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②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③ 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④ 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① 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②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③ 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 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② 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③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① 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第50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7)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②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③ 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④ 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⑤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⑥ 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⑦ 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①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 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 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 共同防共。4.撤兵。5. 取消一切伪组织。② 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①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② 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③ 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④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① 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② 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③ 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①         

第51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8)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② 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③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④ 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像，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又称："为庸之与季鸾等无方而好事为叹也。"⑤ 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无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张季鸾。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①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 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第52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9)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 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① 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② 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 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 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 承认内蒙的自治。   
　　4． 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 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 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 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第53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0)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做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 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 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 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 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54节：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11)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 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③ 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 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第55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 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 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 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 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 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 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 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第56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2)         
　　1． 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 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 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 11月6 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 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 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③ 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④ 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⑤ 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①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② 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③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④。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⑤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⑥         

第57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3)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蒋介石在对日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先决条件   
　　陶德曼"调停"因中国政府的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它既是与日方的谈判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① 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② 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③ 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指示："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① 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③ 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④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① 其中"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可言。（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② 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③ 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理会。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④ 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第58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4)         
　　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① 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②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③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① 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② 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③ 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④ 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⑤ 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①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②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 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⑤ 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① 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 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② 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③         

第59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5)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④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①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① 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澈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或中止也。"② 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第60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6)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① 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② 7月27日自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③ 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且须同样运用于欧亚三洲之战争。"①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倡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俄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当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提出："满洲伪国"的土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可以"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最后与蒙古等地一样，作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第61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7)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承认"满洲国"时，《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 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① 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际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 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被侵已足九年，但愿为收回东北开始之日也。"② 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台湾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③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④ 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① 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② 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③ 同年9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即在瓦砾中，亦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吾于廿一年立志，欲于卅一年收复东北之志不能贯彻乎？"④         

第62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8)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① 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② 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③ 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④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⑤ 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⑥ 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感到"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实足寒心"，① 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1． 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 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 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② 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③ 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④ 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由余对居里所提问题之一也。" ①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30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② 11月9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有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③ 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年矣。"④ 5月4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也。"⑤ 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其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是越出余之主张矣。"⑥         

第63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9)         
　　在开罗会议上与英国争论，要求明确声明，   
　　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⑦ 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自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① 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② 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邱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③ 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④ 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等。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 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①         

第64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0)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达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 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月5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①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② 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① 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② 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③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④ 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⑤。         

第65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1)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①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② 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③ 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④ 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① 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略有修订。         

第66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1)         
　　如何对待毛泽东：   
　　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 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 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 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 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 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第67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2)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④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 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 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④ 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 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 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 8月 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　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第68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3)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 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第69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4)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 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第70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5)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 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 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 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 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第71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6)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 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   
　　"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第72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7)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 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 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 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 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 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 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第73节：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8)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 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第74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1)         
　　蒋介石亲自查处   
　　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① 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②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①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② 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① 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② 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① 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第75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2)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②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③ 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① 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② 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会，陈赓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写成提案，题为《请政府彻查三十一年度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大舞弊嫌疑案》，该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二十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③ 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7月10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到参政会报告。此前，参政员傅斯年也多次听到该局美金公债的舞弊情况，即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口头质询。他说："中央银行国库局同人分购成都没卖完的两百多万美金公债，因为分赃不均，便向主管当局告发，已经在查了。这比黄金透漏消息还要严重，因为国库局事先呈请该行核准了"可"字。"他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① 会后，陈赓雅向傅出示所拟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数字，又有证据。傅为之大惊，立即签名联署。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几位参政员的支持，签名者共九人。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第76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3)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① 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② 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③ 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①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7月20日下午5时，国民参政会闭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压轴戏"。他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副秘书长雷震在会上宣读。内容有三点："1.国库局舞弊证据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团。2.请法院提出公诉，傅自愿为证人，并已得提供证据之友人之同意，愿同为证人。3.傅愿绝对负法律责任，如无其事，亦愿受反坐之罪。"② 傅斯年的书面报告使全场激动、兴奋。傅的好友罗家伦为傅捏了一把汗，会后问他说话何以如此肯定。傅称："我若没有根据，那能说这话。"③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陈布雷劝止陈赓雅在国民参政会上捅出美金公债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不能不及时处理这一问题。7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以致蒋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二字。① 次日，蒋介石审读陈赓雅等揭发舞弊案的提案，研究有关情节，决定"全数追缴，全归国库"，同时决定或亲自"负责解决"，或"任由参政会要求彻查"。日记云："此固于政府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② 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是，孔仍然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③ 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④ 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⑤         

第77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4)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据传，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舞弊案的当夜，孔祥熙审问吕咸。盛怒之下，打了吕咸两记耳光。① 其后，就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② 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③ 17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及侍从室秘书、中央监察委员陈方，指示对舞弊案的"批驳要点"。④ 17日，蒋介石接阅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傅斯年等21人对中央银行，实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自称"苦痛无已"。⑤   
　　停售后的剩余的美金公债既由孔祥熙、吕咸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购券人的真实姓名等资料。7月13日，孔祥熙曾向蒋介石递交《关于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之折呈及节略》各一份，以购券人"无可查考"相推诿。孔称"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交，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7月19日，蒋介石连致孔祥熙三函。其中第一函驳斥孔祥熙的购券人"无须详细记载"的说法。蒋称：   
　　门市现款购债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之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   
　　蒋函进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质问：各有关购券人购券均在停售命令公布之后，美债价格均已高涨，何能尚按最初的低价出售？函称：   
　　查认购各户取券时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时间，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二十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宝贵外汇？   
　　蒋函最后严厉提出："此一期间，认购各户所领去一千六百六十万余元之美金公债，必须由兄责成经办人员，负责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在这段话之后，蒋又转变语气，特意写了一段："此纯为稍减当前情势之应付困难，决非故意苛求。想兄当能深谅，务盼兄迅速处理，即日具报勿延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函则就孔祥熙所报账目进一步查问。函云："查美金公债除去售出4310万余元及国库局缴交业务局5401万余元外，尚短287万4千余元，此款着落如何？应即详细查明具报。又据报三十三年8月19日，国库局曾收进美债35万5千元，账上仅列国币710万。该项债券下落如何，并盼查报。"① 7月21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庸之对一六六零万美金公债总不愿承认也。"②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来见蒋介石，报告对陈赓雅等九人检举提案的调查情况，内称：美金公债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系由各地分销处分三次解缴而来，其销售情况为：   
　　第一次，三百五十余万元（3 504 260元），已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并经业务局将债款国币七千余万元（70 085 200元）送交国库。其中二百零二万余元（2 024 760元）系以前认购各户交款交割，余数一百四十七万余元（1 479 500元）系由中央银行自购。   
　　第二次，七百六十五万元（7 650 660元），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当经业务局将应行缴库债款国币一亿五千余万（153 013 200元）送交国库。   
　　第三次，三十五万五千元（355 000元），由中央银行同仁认购，共收债款七百十万元。①   
　　孔祥熙的这份复函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的长女，自幼即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来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② 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的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③ 22日下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④         

第78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5)         
　　蒋介石19日函中的两个问题很尖锐，何以在决定停售以后继续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涨后仍按最初所定低价出售？7月24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试图回答：   
　　（一）关于认购户。孔函说明，发行美金公债历时年余，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故主管局对于认购各户只能请其待券到后缴款交割，不能责其预缴价款，或交纳一部分定金。后来各地陆续缴到债券，黑市市价虽然略涨，但认购在先，自不应以黑市价涨而不交割，致失国家银行信用。孔称："以今视之，手续诚不无可议，而证以当时情形，实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关于损及国家。孔函说明：当初发行美债，原意在于协助民生经济、生产建设，战后据以购进机器材料，藏富于民。因此，就整个国家言，并无损失。抗战中，中国为美方在华人员垫付过大量经费，需要美方用外汇归还，因此，"必须尽力设法压制外汇黑市之上涨，方属于国有利"。   
　　（三）关于购户。孔函说明：债券发行本属无记名交易，向无记录账册，仅记债券面额款项即可。券款交割之后，承购人在此战时迁徙无常，自难寻找。   
　　（四）关于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孔函称：钧命虽限期缴回，但据主管陈复，限于事实，无法奉行。经再三筹虑，反复研讨，都认为"此事处理设有不慎，影响国家信誉过巨"。孔建议，以"停付冻结"的办法"秘密取消"，请蒋考虑决夺。①   
　　孔祥熙的这封信，强词夺理，不仅不承认有任何舞弊行为和任何不当之处，而且还企图证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价出售是为了"压制外汇黑市"，"于国有利"云云。美金公债券由重庆中央银行发往各地销售。因此，孔函所称"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宣布停售，命令各地将销售余额解送重庆之后。这时，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广泛发行，接受认购？此外，孔函并以"限于事实"为理由，拒绝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蒋介石接读此函后，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蒋介石止步停损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   
　　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①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抗战期间，孔祥熙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为从财政上支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苦心维持"云云，则是对孔祥熙的抚慰。当时，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曾向蒋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自己推荐，否则将不担负行政责任，暗示将不出任行政院长。② 但是，蒋介石毫不为之所动。 7月25日，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施展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孔祥熙在其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始终不肯将中央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字告诉蒋介石，致使蒋在1944年向美方"强制要求"援助，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几至绝境"。蒋介石想起这一段历史，对孔祥熙更加不满，深悔撤孔不早。日记云："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①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所谓"公"，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所谓"私"，指的是蒋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和宋蔼龄、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彻底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31日，蒋介石日记再云："免除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与改组行政院实为内政重大之改革也。"         

第79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6)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月、4月，1944年6月、9月、11月、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② 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7月30日，傅斯年会见蒋介石，蒋肯定傅的揭发，表示"极好"。8月1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兴地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③   
　　陈赓雅等9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7月31日，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将提案签呈蒋介石，建议密送国民政府，指派人员查明办理。① 同时，司法界对此案也关注起来。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发函询问，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发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凭参考"。检察长郑烈在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各界揭发腐败、贪污分子。8月2日，郑烈致函傅斯年，告以"此事以鄙意度之，决可成案，已交本署叶、李检察官侦办，弟亲自主持"。郑烈要求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函称："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申，当泥首雷门以谢也。"② 8月8日，傅斯年撰写《在本届参政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及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叙述他了解的有关情况及提案经过，保证所述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末称："深望政府严办，以警官邪焉。"③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态度。④ 8月4日，他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美金舞弊案之根究"一项。8月6日，他决定将此案交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与中央银行新总裁俞鸿钧密查具报。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出任国库局局长。9日、10日，他在日记中两次记载"处理美金公债案"、"处理美金券案"等字。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发生影响、危害自己统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① 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项多寡中，可以了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②   
　　本文收集资料过程中，承汪朝光教授、杨雨青副教授协助，特此致谢。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多年前，我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①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第80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7)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①   
　　这段话说的是，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② 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   
　　"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14日这一天的日记，受蒋家委托的审读者在开放前涂去一行，显然认为不宜公开。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介石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2月9日，蒋纬国回"党政训练班"学习，蒋介石手写《寂寞凄怆歌》相赠。         

第81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8)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蒋介石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采取"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   
　　"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   
　　"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①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① 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讲，自己不甚满意，但宋美龄却认为"甚得体"。3月9日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但是，他同时也为经国、纬国不在身边遗憾。日记云："两儿未能参加耳！"。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日记云：   
　　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愿，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①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②         

第82节：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9)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①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1928年，蒋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美龄见过面。① 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可能还因此闹了矛盾。蒋介石日记云："纬儿如期出国，不稍留恋，其壮志堪嘉，而私心实不忍也。"又云："家事难言，因爱生怨，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②   
　　蒋纬国到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0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③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④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Inside 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① 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从未见过面，宋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2月号。         

第83节：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1)         
　　关于宋美龄   
　　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Gardner Milk Cowles）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名《迈可回顾》（Milk Looks Back），其中写到，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 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曾与之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发觉后，气愤地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由于考尔斯是威尔基当年访华时的随员，因此，上述情节很容易取信于人。1986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10月号译载了考尔斯的有关回忆。1995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加以引用，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其后，李敖又单独署名，写作《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蒋介石捉奸记》、《宋美龄和谁通奸》等文，陆续发表于《万岁评论丛书》、《真相丛书》、《乌鸦评论》、《李敖电子报》、《礼敖大全集》等处。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某些图书、刊物以及网站，也都乐于传播此说，竞相宣扬。某著名编剧甚至写到了电视剧剧本中。   
　　如果是里巷儿女之间的偷情，并不值得重视，但是，事情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又经过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察了。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为了考察方便，并利于读者思考、判断，笔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尔斯的有关回忆。《迈可回顾》一书写道：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足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第84节：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2)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那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随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和爱荷华州《狄盟市注册报》（Des Moines Register）记者，后来创办《展望》（Look）周刊，应该说，他的这段故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破绽百出，编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到达重庆，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其间行程斑斑可考。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揭露考尔斯所编"绯闻"的荒唐，笔者现依据当时重庆《大公报》的报导及相关档案，将威尔基与考尔斯在重庆的活动排列于下：   
　　10月2日，威尔基等一行于下午3时46分，由成都抵达重庆。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6时许至旅邸休息。   
　　10月3日，上午9时起，在美国大使高斯陪同下，威尔基偕其随员考尔斯（当时翻译为高而思）、白纳斯、鲍培，陆续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10时40分，拜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谈至11时15分。   
　　11时3刻，威尔基、考尔斯、白纳斯、鲍培赴国民政府，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时，林森设宴招待威尔基。出席者有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等。   
　　下午3时半，威尔基参观中央训练团，发表演说，长达一小时余。   
　　5时至6时，美国大使高斯假座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威尔基，到场有孙科、于右任等中外来宾三百余人。6时许散会。   
　　晚8时，蒋介石及宋美龄假军委会礼堂设宴欢迎威尔基。参加者有威尔基及其随员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司令、苏联大使潘友新、英国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国外交使节与夫人。中国方面参加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夫妇、孙科夫妇、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吴铁城、冯玉祥、何应钦等多人。   
　　10月4日晨，威尔基由翁文灏陪同，参观重庆工厂。中午，翁在中央造纸厂设宴招待。下午，威尔基返城。   
　　同日下午4时，宋美龄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名义假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美国总统代表、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出席宋庆龄、孔祥熙、孙科、史迪威及威尔基随员考尔斯、白纳斯、皮耳海军少校、梅森陆军少校及中外记者百余人。威尔基首先参观儿童保育院及抗属工厂作品展览，宋美龄为之"一一加以说明"。参观后，茶会开始，由儿童保育院儿童表演歌舞及合唱。进茶点后，宋美龄致欢迎词，威尔基作答。6时散会。   
　　晚，蒋介石与威尔基长谈3小时半，宋美龄任翻译。   
　　1月5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顾毓琇陪同，参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及南开中学。12时返城，参加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宴会。下午至晚间，蒋介石、宋美龄继续与威尔基晤谈。同日，受到威尔基接见的还有史迪威、胡霖、张伯苓、周恩来等人。   
　　10月6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俞大维陪同，参观兵工厂。   
　　中午，何应钦在军委会设宴招待威尔基。午后四时，中美、中英、中苏、中法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会，欢迎威尔基一行。到场有美国大使高斯、苏联大使潘友新及王世杰、冯玉祥等三百余人，由吴铁城致欢迎词。         

第85节：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3)         
　　5时50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访问威尔基。   
　　午后7时，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及中美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重庆范庄私邸设宴招待威尔基，宋美龄、宋庆龄、孙科、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等及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陈纳德，威尔基的随员白纳斯、皮尔、梅森等一百余人参加。席设范庄草坪，所用为"新生活自助餐"。   
　　10月7日晨，蒋介石、宋美龄共同接见威尔基，同进早餐。   
　　9时，威尔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回答提问。   
　　10时，威尔基由董显光陪同，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出面招待，导往各办公室参观。至11时结束。   
　　下午4时半，由重庆飞抵西安。   
　　综观上述日程，可见整个威尔基访渝期间，由蒋介石主持，宋美龄参加的欢迎宴会只有10月3日晚一次。这次，威尔基和考尔斯都参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宴会，而不是考尔斯回忆中所说的会后还需要回到宋宅补进"晚餐"的"招待会"。会后也不如考尔斯所述，客人们分散谈话，以致威尔基可以乘机和宋美龄相约，溜出去偷情。关于宴后情况，重庆《大公报》报道说：宴毕，由中央广播电台表演国乐。"音乐节目进行时，威氏倾耳细听，极为注意。每一节目奏毕时，威氏即向蒋夫人询问甚久，蒋夫人则详加解释。""全部音乐节目完毕，威氏即登台参观乐器。各大使亦继其后。威氏对每一种乐器均详加研究，蒋夫人以极愉快之情逐予解说。蒋夫人并亲抚古琴以示威氏，威氏叹为观止。""十时半许，一夕盛会尽欢而散。"这其间，有威尔基与宋美龄调情、相约、出溜的机会吗？   
　　重要的是，威尔基来华前和宋美龄从未谋面，到重庆后，3日中午，和蒋氏夫妇仅有35分钟的谈话。晚宴时，威尔基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迅速升温，达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热度呢？   
　　人的记忆常常不很准确。是不是事情发生在其他日子，考尔斯的回忆发生部分误差了呢？也不是。   
　　4日。这一天，宋美龄为威尔基举行欢迎茶会，考尔斯是到会者之一。有无可能，偷情发生在这一天晚上呢？然而，档案记载，当晚，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宋美龄任翻译。双方长谈三小时半，不可能发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掩护，自己和宋美龄开溜的事。   
　　5日。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与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自下午5时15分起至8时15分止，地点在重庆九龙坡蒋介石官邸。谈话后，同至曾家岩进晚餐，饭后继续谈话，宋美龄始终在场，也不可能发生和威尔基共同开溜之事。   
　　6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设宴欢迎威尔基。此次宴会取"自助餐"形式，有点儿像考尔斯回忆所述的"招待会"了，然而，这次宴会，蒋介石并未参加，考尔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产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打掩护，纠缠蒋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类情节。据《大公报》报道，当日的情况是：孔祥熙致欢迎词。8时15分，威尔基致答词，其后即在范庄向中国全国发表演讲词。词毕，继续进餐。餐毕，放映电影。8时许，宴会结束。又据威尔基自述：晚饭吃过之后，他即受宋美龄之邀，一起入室，与宋蔼龄"大聊特聊"，一起谈到晚上11点，然后是孔祥熙进来，加入"龙门阵"。这是威尔基等在重庆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威尔基等就离开了。   
　　可见，在威尔基停留在重庆的六天中，不可能发生考尔斯"回忆"所述的一类情节。   
　　此外，现存的蒋介石和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记录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根据蒋介石本人的统计，他和威尔基的谈话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之多，分别之前，蒋并友好地向威尔基表示，将来旅顺、大连可由中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也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考尔斯的"回忆"还有其他不少明显的破绽。   
　　第一，蒋介石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来宾众多，蒋介石要一一会见、寒暄的高贵来宾也很多。考尔斯只是威尔基的一介随员，怎么可能用"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缠住蒋介石达"一小时"之久？   
　　第二，蒋介石仅仅在"招待会"上一时不见了威尔基与宋美龄，何以就轻率地断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致于"盛怒狂奔"，率领持枪卫兵冲进威尔基住地，亲自搜查？蒋介石手下特务无数，要了解威、宋何在，何须亲自操劳？此类事情，越秘密越好，蒋介石带着卫兵，当着考尔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当场捉出，一个是罗斯福的特使，一个是自己的夫人，蒋介石将何以善其后？         

第86节：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4)         
　　第三，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方面的最高军事统帅，又在盛怒中，怎么可能先向考尔斯"一鞠躬"？   
　　第四，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罗斯福的特使，考尔斯怎么可能谩骂他："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是件大事，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很多准备，签证也需要时间，威尔基预定10月9日离华，怎么可能邀请宋美龄"同返华盛顿"；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访并非小事，数日之内不可能仓促启程，怎么可能在听说不能与威尔基同行之后，就用"长指甲"朝考尔斯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   
　　第六，考尔斯对威尔基说："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的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威尔基在重庆停留的时日不过6天，即使威、宋之间有什么"风流韵事"，报业何从知晓？传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够多"？   
　　以上六条，条条足以证明，考尔斯的"回忆"是编造的，而且编造得极为拙劣、低下。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威尔基于1942年10月14日回到美国。同年11月26日，宋美龄相继抵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此事是否肇因于威尔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档案记载，邀请宋美龄访美的是罗斯福总统夫妇，1942年8月2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蒋夫人能即来敝国"。9月16日，罗斯福夫妇再次致电蒋介石，重申这一邀请。这两次邀请都在威尔基访华之前，可见，宋美龄访美，既非肇因于威尔基，也不需要依赖威尔基的力量。   
　　威尔基确曾积极推动宋美龄访美。根据威尔基的回忆《天下一家》（One World）等资料，可知10月5日，威尔基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曾建议宋美龄去美作亲善访问。10月6日晚，威尔基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又说明其理由是：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力。他说，凭借蒋夫人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威尔基回美后，还曾向罗斯福转达过宋美龄希望访美的口信。但是，威尔基的这些举动，都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长时期内，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漠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威尔基反对日本侵华，对中国友好，积极主张援助中国抗日。1940年，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主张"应予中国以经济上之援助"。1942年，他多次发表演说，指责日本"以野蛮手段肆意侵略较弱之国家"，认为"日本为吾人之敌"，而"中国为吾人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抗战，认为"过去五年来，美国人民甚少能认识中国抗战对于吾人全部文明之重要意义者"。在这些方面，他和罗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宋美龄访美，则一是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援，二是为了治病。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即积极投身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她积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接见外国记者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宣传受到美国舆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42年秋，中国抗战还处于艰难时期，自然有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持的必要。   
　　同时，这一时期，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迫使她下决心赴美治疗，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突遇日机空袭，宋美龄的座车在匆忙躲闪中倾覆，宋美龄不幸受伤。自此，宋美龄即长期多病。1942年10月下旬，宋美龄的身体状况日差，蒋介石担心宋患有癌症，决定命宋赴美治疗。同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29日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可见，宋美龄访美也与她和威尔基之间的所谓"私情"完全无关。   
　　这一阶段，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风流韵事"，蒋介石又曾"发怒狂奔"，率兵搜查，那末，他们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感情危机，但是，现存蒋介石日记（未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第87节：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5)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如：   
　　11月2日日记云："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惟默祷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日记云："下午与妻到听江亭廊前谈对美总统谈话要领十项后回寓。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   
　　11月18日日记云："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并愿上帝赐予生育子女，默祷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启程后，蒋介石倍感惆怅，11月19日日记云：""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接妻祝电。晚，往孔宅大姊处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月31日日记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基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能写得出上述日记吗？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三次感情危机。例如，1940年10月，宋美龄赴香港养病，曾长期拒绝回渝。次年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覆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这段日记表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关于此，笔者有另文分析）。而蒋在宋美龄赴美前后的日记表明，二人之间当时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考尔斯并非威、宋"绯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Tyler Abell）整理、出版的其父皮尔逊日记（Drew Pearson Diaries）的上册中就有记载。该书谈到，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蒋委员长盛怒之下，带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二十分钟才出来，等等。考尔斯所述正是皮尔逊日记有关说法的细致化。   
　　皮尔逊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其人文品不佳，专门挖人阴私，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威尔基访华期间他并不在重庆，更与威尔基没有密切关系。其日记始于1949年，止于1959年，所述宋、威之间的风流韵事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听途说，本无多大价值。然而，由于其事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日记出版后，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国的每月书会列为重点推荐书目。该会当月的书讯在介绍该日记时不仅刊出威尔基与宋美龄的并列照片，而且下题"匆匆的结合"（A hasty liaison）数字。事为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发现，上报台湾新闻局，新闻局不敢再继续上报，但宋美龄已读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国老太太寄来的书讯，大为震怒，指令陆以正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大报纸刊登全页广告辟谣。陆以正经过反复考虑，并经宋美龄同意，先向该书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绝。其后，陆以正即收集证据、证词，代表宋美龄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宋美龄的名誉损失三百万美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出版商最终接受三项条件：一、公开道歉；二、承诺在本书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三、律师费由双方各自负担，被告方赔偿起诉方诉状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项条件经宋美龄批准。   
　　后来，《皮尔逊日记》上册再未重印，中、下两册则胎死腹中，永未出版以上情况，俱见陆以正所著《微臣无力可回天》一书，台北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4月出版，兹不赘述。   
　　考尔斯反复无常   
　　据说，按英美制度，提出诽谤诉讼，原告如为公众人物，有责任提出对方诽谤不能成立的证据。陆以正代表宋美龄控告皮尔逊日记的出版者及编者，就必须设法证明该书所述纯属子虚。   
　　在找寻证据的过程中，陆以正找到了考尔斯（陆书译作柯尔斯）。其情况，陆书写道：   
　　我去见柯尔斯，他没想到事隔三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曾在战时到过重庆，相谈甚欢。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我说可否请他给我一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马上唤女秘书进来，口授了一封信，签名交给了我。这样豪爽的个性，至今令我难忘。   
　　陆以正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没有发现，当年这位保证"绝对没有"此事的"证人"十一年后又在"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活灵活现地描述了本文一开始引录的那段"风流韵事"。   
　　怎样理解考尔斯的反复无常呢？看来，只能用"商业价值"来解释了。为了吸引读者，考尔斯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终于觉得那段"八卦新闻"还是很有用；而且，即使再为台湾方面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尔逊日记》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结了吗？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3年5月号及《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到 http://www.txdzs.com 下载
手机访问wap.txdzs.com免费下载
声明：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