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教育的省悟



     　　首先让我做个假设：如果梅贻琦先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身为一位大学校长，他将如何管理一所大学？或者换个说法，作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将如何在追求数量的时代里，造就有质量的人？为了解答这个虚拟问题，有必要整理一下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念。 
　　他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实用的，同时又是超越实用的。他所定下的清华大学教育方针，可谓简洁之至，即“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与此关联的是，他很看重学校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在他看来，假若学生没有用途，于学校是很大的损失；于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伤，是一件极悲惨的事。（《校庆增刊》1932.4.29）只要梅校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会是21世纪一位让人交口赞誉的好校长。 
　　 不过，梅贻琦先生没有在此止步。1927年，他在赠别即将留美的学生时说，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着科学家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才能对于美国的事物得到允当的了解。这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他总结为：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虽是说治学态度，实则是要学生需有对“真”的尊崇、对“善”的信守。这可说是西方教育的传统。即如苏格拉底训练年轻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否则，苏氏认为，让年轻人能力杰出而不具备尊崇与节制，简直就是向他们灌输有害的东西。 
　　更进一步，在梅先生看来，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在个人修己，进而与社会相生相育。（《清华学报》1941.4）此点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都是相通的。西方大学教育的本源在古希腊的人生哲学，追求“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儒家传统里则说，学问的最大精神，是在“明明德”“新民”。 一句话，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在“立人”。 
　　了悟教育的终极目的之后，才可以倒推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现代教育体制，原本就是个体倾向与普遍标准之间的一个妥协。批量生产式的教育，较容易忽视个体个性，从而不易深入形态各异的人格、自由和创造力的人性领域。不过，话说回来，教育发展的本身，乃是人类文化日积月累的过程，其中每一项新的增添自有其永恒存在的一面。任何一个神志清楚的人，不会轻易贬低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成就。但现代教育成倍增长的严重病症——工具化、功利化，受困于政治风向和一时浮华，尤其是过去十来年的教育扩张运动，为大学增加了许多感伤的失败记录，和无数困扰心灵的疑问。 
　　可以想象，如果梅贻琦先生乘愿再来，他面临的是比半个多世纪前更为严峻的局面。这个社会里布满内心充斥着各种各样焦虑和不安的人们，对权力与成功的欲望使他们疯狂；如何在大学里教育年轻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向智慧和美德致敬，而不是效忠权力和服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这个社会的未来系于教育，而不是GDP。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毕业生 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对于自1901年以来就实行新政改革，兴办新学的晚清帝国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十年改革期间，帝国各地政府兴办新学五万余所，招收新生逾一百六十多万人。清华学堂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但就是这么一所不起眼的新学堂，竟然和之后中国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革新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 
　　清华学堂诞生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华自诞生起，不惟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如果说，“求新”“向外”是清华显露于人的表象的话，那么清华真正的特殊内核则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清华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整个帝国教育目的还停留在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时，清华一诞生就超越了其时代束缚，早早抵达了教育的真谛。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引导之下，清华由学堂而成学校，由学校而成大学，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宗旨的指引之下，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自清华而出，担当起引领风潮，革新中国的重任。 
　　1931年，清华早期毕业生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了清华的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 
　　而对于清华要造就怎样的人才，梅贻琦胸有成竹。那就是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才。达臻这一目标的路径也很明确，那就是通识教育。让学生们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然后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专业。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鼓励学生们保持一颗自由而不封闭的心灵，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接近世界水准，年轻的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领域的大家。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梁思成、闻一多、罗隆基……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在中国的学校中几乎无出其右。在1949年之后，清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集团之一。 
　　1931年梅贻琦曾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他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如今，清华百岁华诞，我们当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表达此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当这位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演讲完毕后，28岁的归国留学博士胡适登上了演讲台。他并没有顾及这位旧学泰斗的情面，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极为明白。 
　　像是某种暗含深意的宣告，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为演讲作结：“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请看吧，我们已经回来，未来的世界应该从此不同了！ 
　　这并非胡适一时心血来潮的告白。在1917年3月，胡适归国前夕，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傅鲁得，客白儿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而牛曼就是引用上面这句荷马史诗题在了诗集上。胡适说：“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在这句他意欲与所有留美学生共勉的诗里，所透露出的，正是他们一群先觉的人物，在洞见了自己身处历史中的某种角色后，清醒而有担当的自我意识。胡适所说的“吾辈留学生”，指的是考取庚款留学，较早到美国学习的那批人。当时，与胡适同届的便有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胡明复等。 
　　1917年6月，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已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一年，在哈佛，以攻读数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胡明复，离开美国回到上海，谋划着如何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哲学博士赵元任也先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的那次演讲，当胡适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的时候，他分明就在刻意地申明，新回来的“我们”与故旧的“你们”的区别（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这种区别是那么强烈，而“新人”身上的特质是那么可贵而新鲜。 
　　这些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庚款留美 
　　 
　　 至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胡适身上还看不出任何高出他人的优秀品质。反而，在上海读书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曾是一位生活放纵颓废的不良青年。 
　　1910年，对胡适来说是个极为重要转折的时刻。这一年，他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学，得到去往美国求学的机会。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及应有利息之外的余额，并提出使用这批退款扶持中国教育，每年资助一部人留学美国。次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便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专门负责考选和甄别留美学生。“游美肄业馆”以“清华园”为馆址，于1909年9月底开办。由于当年年内就要将首批学生送往美国，考选后已没时间进行培训，只能“甄别”后直接派遣。第二届亦是如此。 
　　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共70人，登上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轮船，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他们在船上生活了二十多天，大家都熟悉了。胡适是一个爱玩的人，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胡适回忆说：“胡复明从不跟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兴趣，只好走，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赵元任对胡适的印象则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气十足，让人们觉得他雄心万丈。”在船上，竺可桢是个细心而不善言辞的人。他要来一张这批留学生的油印榜文，闲来无事时，便把这70个人一个个来对号。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那时，整个加州正沉浸在加入联邦60周年纪念的欢乐里。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他们，并带着他们在这座美丽的滨海山城游览了一番。 
　　就在这节日的氛围里，一群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旧金山拥攘的街头。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但对于一些事情来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开始潜滋暗长了。 
　　 
　　■初识美国 
　　 
　　如果说，可见的变化还需等待时间长久的酝酿。那么，对于这70名来自中国的青年来说，一个崭新的当下的世界已经在眼前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他们对窗外的新大陆充满了好奇。火车先是在无尽的山岭中行驶，穿过内华达山脉之后，便进入了内华达州大盆地。竺可桢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地、平坦的峡谷、五彩缤纷的岩石，干燥的沙漠，盐湖……一幕幕从未见过的奇景从车窗外闪过。过了漫长的干旱地带后，便是大草原，出了草原，就进入密苏里河流域。这时，他们透过车窗所看到的，便是—个森林茂密、风光秀丽的世界了。一路往东，“景致越来越好，人烟越来越密”，“不多时日，列车过了美国中部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迎面吹来的便是大西洋的风了”（谢世俊《竺可桢传》）。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胡适在二哥的建议下，以农矿专业回国容易找到工作，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竺可桢也选择了农学，他的理由则是觉得农业是大多数同胞生计所系。而且，他十分好奇美国的农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怎么会有那么多洋面、洋棉、洋布滚滚而来呢？赵元任则在咨询了曾在美国留学的前辈后，按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数学专业。 
　　多数人的学校在东部各州。赵元任、胡适他们先乘车去到水牛城，然后再换车到绮色佳，高年级的金邦正将在那里迎接他们。竺可桢、钱崇澍等人则分配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们乘火车先到了芝加哥，然后换车南行。火车要穿过一望无际的田畴，那里有美国著名的玉米带。即将学习农学的竺可桢一路上十分留意沿线的风光，见到生长茂盛的大豆、成熟硕大的玉米，他都无比欣喜。 
　　到达康奈尔后，胡适则对美国社会的风俗大加赞美。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美国给这群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新奇感，遍布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乃至每个人的课堂里。赵元任曾这样描述他入学不久后的一次物理实验，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所作的宇宙引力的全班试验。他说：“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的简单明了的事实。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科学”的真意 
　　 
　　异国青年的眼睛被这种新鲜感所吸引，眼界大开。逐渐地，他们的感触开始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肌理，他们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他们真切地感知着这个国家的强大、制度的文明、社会的发达，内心里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刺激，心灵终于为之震撼。 
　　如果说，这种震撼缘于对他者美好伟大品质的由衷艳羡，那么当日中国衰败、贫弱、耻辱的事实，则刻骨地刺痛着这些留学青年。同胡适、赵元任同在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耳濡目染过美国的强盛后，不由地感慨道：“高楼奇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类如贯珠”，“见物质文明之发达，未有不变色却步者”。那悬如霄壤的落差、刺痛而醒目的反衬，不由得让青年们思考这其中的因由，求寻着中国向前跋涉的出口。1962年7月，陈衡哲在夫君任鸿隽身后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陈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熟悉留学界的情形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形势同美国相似，其不能强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科学。1914年6月，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说，自清末以来，吾国虽有数千博士硕士进士翰林，却不过是饰己炫人，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他呼吁：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其实，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几乎是留美青年所皆有的同感了。 
　　1914年6月，刚放暑假，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几位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当时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形势变幻莫测，大家不由得谈到中国的命运。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写道：“我们在国外的同学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谈话诸人的赞同。他们就拟一个‘缘起’，募集资金，来做发行《科学》月刊的准备。” 
　　如果说在刚到美国时，这些中国的青年还对眼前的世界懵懂无知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熏陶，他们已眼界大开，将世界的面貌看得更清楚。正如他们在“缘起”中所说：“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实科学之赐也。……同人等负岌此邦，于今世所谓科学者庶几日知所亡，不敢自谓有获。顾尝退而自思，吾人所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知者乎？” 
　　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康奈尔大学的多数中国学生都忙着为《科学》撰写、翻译文章。秋天开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凑集了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次年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首份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刊物。 
　　随后他们意识到，只发行期刊与“振兴科学，提倡实业”的宗旨相去甚远，于是有人正式提议改组成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旨在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使命。 
　　尽管科学社诞生于大洋彼岸群山环抱里的一处小镇，但它的血脉，它的宿命却毫无意外地属于那个挣扎的中国，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面对的重要命题的一环。自清末开埠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图抵抗外辱、富国求强的努力，便如波浪一样，前仆后继，从未断绝。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科学社的诞生，便是这段历史的续写。它是中西文化持续碰撞后，一群以国家命运为情怀的年轻的留美学生，所作出的另一种反应。 
　　任鸿隽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他进一步解释道：“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脸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而这种凝涵着自由、理性、逻辑、实证、批判、求索等人类高贵品质的科学精神，则贯穿于现代西方学术的诉求之中。“科学”不仅限于自然的知识积累，它还统摄于社会的学科，它更是在其上所提炼出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形式，那一种操守的集合。 
　　在此意义上，“科学”便不仅是科学社成员的专利，它代表着那一代留学生最不同以往的色彩，它宣告着那一代人最本质地抓住了西方的精神。而当他们陆续完成学业，纷纷回国的时候，这种“科学精神”的色彩就成了沉淀在他们身上，磨蚀不去的气质。 
　　 
　　■“我们回来” 
　　 
　　1915年，随着赵元任、胡明复等人从康奈尔毕业，去往哈佛求学，《科学》杂志的阵地也转移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城。正在哈佛攻读气象专业的竺可桢也参与进来，并很快就成为科学社的中坚和骨干。 
　　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和科学社成员都是一帮好友，也时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尽管如此，此时的他，已经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另一场运动中，并因其首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 
　　1917年，胡适还在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门下写有关“汉学”的论文，这时，他接到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胡适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哲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授课。 
　　胡适初到北大时，北大还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那些人“国学根底都很浓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都可以说在胡适之上”。不仅如此，胡适更发现，在旧学上，许多学生的学问也比他强，他们思想成熟且十分挑剔，而胡适却偏偏被安排来教中国哲学史。一向自信的他，也不免有些提心吊胆了。 
　　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大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在此之前，这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当时哲学系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能闹风潮。”胡适自己也感觉到，许多学生觉得他对上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他走。 
　　几堂课后，顾颉刚说，胡适虽然读书没有陈先生多，“但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在同学准备闹课之前，他又请同寝室的中文系学生傅斯年去听一下，以作最后的裁判。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旧学深厚，而且“最敢放言高论”。傅斯年原本对胡适不甚欣赏，但旁听几次课后，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胡适而言，他当然是幸运地避免了一场风波，但更为幸运的，乃是中国的学术，中国古典治学范式的突破，中国现代学术道路的开启，正是由此开始了。 
　　 
　　■开启现代学术 
　　 
　　1919年2月，胡适将其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基础上加工增补而成的，而这篇论文的导师正是杜威。 
　　在学理上，也许胡适对杜威的理解远没有那么通彻，但在方法论层面，杜威却教给了胡适终身服膺的一套治学方法。胡适在1935年所作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做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余英时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在当时“震动一世的视听”。不到两个月，该书便再版一次，三年后，已出到第8版，而1930年时，第15版又出了。此书是中国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序言中，蔡元培评论此书四大特点乃是前人未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主张。 
　　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胡适将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第一次作出了示范。正如余英时所言：“《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换句话说，便是一个全新的典范。” 
　　留美归来的胡适，正是以一种西方的分析的、实证的、归纳体系的方法，让中国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道路上，稍晚于胡适，但与胡适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跟他一同留美的朋友们。这些受西方学术影响极深的人物，在各自的专业里，都有一种奠基与开拓的使命，他们最先带给中国学界“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在竺可桢主持下，学校建立地学系，其编写的《地理学通论》《气象学》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性教材。 
　　也在这一年，赵元任来到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及心理学的课程。如果说，赵元任——这位近世罕见的“文艺复兴式的智者”，直到此时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兴趣广泛，“心志未能专一”，在数学、物理、哲学、音乐等各方面皆可翩然游艺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极具天赋的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终被激起了。 
　　那年，在清华上课没多久，恰逢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被请去做翻译，陪同罗素到外地讲学。每到一地，赵元任便用当地方言翻译罗素的讲演。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这种嬉戏性的翻译让他觉得“好玩儿”，于是决定把语言学作为他研究的主要领域。1921年，赵元任再次出国，在国外，他接触了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 
　　1925年，赵元任回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开始展现给世界以新的面貌。 
　　在语言学研究上，最能代表其现代化色彩的是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据其助手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 
　　 
　　■胡适，“落伍了”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暴得大名”不过数年，就被激进派视为落伍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从此各政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青年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要的风向，成为掀起“潮流”的最主要力量。青年们发现新的改变来得太过缓慢，而现在依然要与旧社会周旋，这令他们心情急迫、焦躁不安。他们渴望着更壮烈的事业，更激进的运动。在当时激进的大潮流下，而那些曾经青年的“导师”们，若要跟上“潮流”，则必须“跟着少年人跑”。 
　　 1936年，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 
　　以学术而言，胡适所要忠告青年的无疑还是那套一直没变的治学方法。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胡适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胡适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 
　　 
　　■结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生物、农林、地质、地理及矿业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国内许多学科也在此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科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有品质的学术活动，那些思想灿烂的时辰，一时激荡人心。然而，这种势头，因为日本的入侵便不幸夭折了。 
　　因为战乱，胡适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术活动。举国同仇敌忾的抗日形势下，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去往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海外同情与支持。1937年9月，胡适来到美国，开始各地游历演讲。一年后，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这位曾一度回避政治的学者，终于被战乱拉进了政治的漩涡里来。 
　　像一曲清逸飘扬的玉笛之声，突然中断了一般，赵元任天性自在的田野调查及民歌采风，也被日本人的入侵打断了。1938年，赵元任离开战火肆虐的大陆，前往美国躲避战乱。先到夏威夷大学，教文言文一年，后到耶鲁大学任教。在大洋彼岸，那重归宁静的生活里，他继续着对汉语的思考。 
　　 这时，离那群留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喊出“科学救国”口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其间不知有过多少无常的变化，在这人如草芥的战乱年月里，仍有人还在坚持着曾经的青春理想，比如竺可桢。1935年底，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等到浙大复归杭州后，党化教育、政治训导却一步步紧逼校园，各派政党分子进一步侵入到学校里来，浙大的学生热衷于学潮，已难以劝告，而军警特务又横行霸道，疯狂反扑。他苦苦维系着科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最后尊严，却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独木难支，教育理想破灭的竺可桢有了辞职的打算。 
　　抗战结束后，远在美国的赵元任本已准备动身回国，这时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怕做校长，便在美国继续住了下去。赵元任一生如隐士一般，不问政治，只做学问。而好朋友胡适，这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却在政治漩涡中几度身不由己。1947年，赵元任受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后，乔迁新居，住在半山腰的一座西式小楼里，过着平静安然的生活。胡适录了一首小诗送他，“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化山雨，回头方羡老僧闲”。这时的胡适恰逢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一句“回头方羡老僧闲”，道出了对人生境遇的感叹。 胡适也许想不到，人生最堪唏嘘的时候，还远没到来。 
　　一群满怀科学救国理念的年青人，就这样在时代的裹挟和政治的夹攻之下，离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 
　　 
　　《申报》1925年3月4日 
　　清华学校秋季改大学招收女生 
　　北京清华学校以前只收男生，自去年筹备改设大学后，进行极为迅速，兹闻该大学已定于本年秋季正式开办，并预定于暑假期内招考大学学生三班，额定一百五十名。此次大学一年级，全数招收女生，以慰校内外之盼望。该校西园建造宿舍二百余间现已竣工，即作将来之女生宿舍云。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1909:向洋看世界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这里面，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金邦正、梅贻琦，还有化学家张子高（张准）、生物学家秉志等人。 
　　游美学务处是清政府专设的选派留美学生的机构。《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3200万两（合2400多万美元）的赔款，后来美国又将一千多万美元逐年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到美留学。 
　　这是自1881年清廷下旨召回留美幼童以来，中国再一次向美国派出留学生。1909年8月，梅贻琦等人在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的带领下赶赴美国。他们在旧金山登陆后，走了和近四十年前“留美幼童”同样的路线——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仍然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当年清廷召回留美幼童时“逃跑”的容揆正在迎候着他们。 
　　唐国安和容揆都是广东香山人，1873年，他们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美幼童到达美国，并先后进入耶鲁大学读书。极力推动幼童留美的，正是容揆的叔叔“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他希望通过这项教育计划来把西方文明和学术输入到中国，改良中国文化。当这个计划被当局以“偏重西学”“中学荒疏”等理由中止后，容闳痛心疾首。回到中国的留美幼童，被视为“叛徒”和“洋鬼子”，受到清廷严密监视，意料到这种情况的容揆就在回程的路上经过春田时，谎称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借机“逃跑”了，并一直留在美国。还有一名叫做谭耀勋的留美幼童也和容揆一样“逃跑”，1883年秋，谭耀勋刚完成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却因肺病客死异乡。 
　　在20世纪初，曾经备受冷落的留美幼童在清末新政中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等新兴领域，西学功底深厚的他们终于得到了实现平生志愿的机会，然而，此时他们都过了年富力强的年纪。辛亥革命送走了清廷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被视为前清遗老，有洋奴之嫌，不得不谢幕于历史舞台。 
　　唐国安主政清华，从学堂到学校，总共只有两年零四个月，但因为劳心拙力，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发三次心脏病，终于不能支撑。1913年8月21日，他向外务部提出辞呈。报告送出的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时年55岁。清华校友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回忆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在唐国安身后，他送出去的学生陆续学成归来。金邦正、张子高、秉志等人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奠基人物。1915年，一批留美生“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了中国科学社，秉志、金邦正即是九名发起人里的两个，张子高亦是中国科学社较早的会员之一。1920年至1922年，金邦正还曾出任清华校长。 
　　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其会员也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开创性人物。 
　　梅贻琦也是中国科学社的会员。1914年，他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了物理系教授。1931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梅贻琦开始担任校长一职。 
　　在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发表演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校长梅贻琦说话不多，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他上任后做出的一个让许多人费解的举动即是在行政上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力，无论是教授会还是评议会，梅贻琦都是一个“旁听者”，他很少自己发表意见，都是听别人讲，一旦大家做出了决定，他执行得非常坚决。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极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传统。 
　　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吸引了当时很多大师前来任教，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跃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梅贻琦成功地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因此被清华人称为“永远的校长”。“他任校长期间，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却真正完成了一个教授的使命。他没有被称为大师，却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清华大师团队，成就了清华的历史。”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辛酉级:“五四之子”的命运分野




     　　中国正进入一个纷乱的变革年代。共和与立宪，尊孔与废经，新文化与旧道德，一场又一场交锋与论战接踵而至，在清华园里也掀起阵阵涟漪。昔日同窗好友，因吾道不同各行其路，最终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 
　　1981年，垂垂老矣的浦薛凤开始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回忆青春岁月：“那时清华学校的国文老师是赵瑞侯，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 
　　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赵瑞侯所提到的四个人，分别是他和他的同级同学罗隆基、闻一多和何浩若。赵瑞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清华甲弟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说的也是他们四人。 
　　让赵老师所料未及的是，这群辛酉级学生同窗却不同路，甚至因为政见不同而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其中就包括他的四个“交谊切”的得意门生。 
　　当浦薛凤开始回忆时，半数同窗已不在人世。1946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暗杀；1965年，身列“四大右派”的罗隆基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1971年，何浩若在台湾离世。 
　　晚年忆往事，浦薛凤深感命运之难以琢磨，“益觉宇宙宏大，不可思议，而个人渺小，无以形容”。（浦薛凤回忆录《太虚空里一微尘》） 
　　 
　　■初绽头角 
　　 
　　1913年，59名少年在清华园拍下了他们的第一张合影，1921年是他们毕业的年份，依照甲子系年是辛酉年，因此他们被称为“辛酉级”。还有14名同学没有出现在合影里，加上他们，辛酉级共73人。 
　　除了浦薛凤、闻一多、罗隆基和何浩若，这一级的清华学生还有吴泽霖、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王世圻、吴国桢等人。 
　　作为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授课全用英文，教材为全套美式教材，公民课也是采用美国公民课本，学生之间开讨论会时使用西方的“议事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中国少年从十三四岁起即接受西方精神之浸淫，于清华园中形成“一小型社会，有其特具之校习风尚。” 
　　在学校教育之外，则学生“个人之立志向上，与社会风气之时尚，相互关联。”（浦薛凤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 
　　就在这群少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中国正进入一个纷乱的变革时代，共和与立宪，尊孔与废经，新文化与旧道德……一场又一场的交锋与论战接踵而至，新旧之争愈演愈烈，在清华园内也掀起阵阵涟漪。 
　　1913年11月15日，清华举行全校性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武昌起义》，闻一多参与编剧并饰演一名革命党人。该剧被评为全校第二名，此后闻一多便热心于戏剧；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和庚申级以“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 读经”为题展开辩论，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主辩手，并获胜。 
　　罗隆基与闻一多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1918年，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新青年》发表，罗隆基将之全文抄录，贴在学校走廊上，结果被学校警告，得了一个“罗疯子”的称呼。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全面点燃了这群年轻学生的激情。当天清华正在举办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一大早，学生们就穿上了童子军制服招待来宾，无暇他顾，傍晚时分，城内学生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传来，清华园立刻沸腾起来。 
　　罗隆基、何浩若二人当即决定赶往城内打探消息，当得知各校为营救被捕的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之后，二人又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 
　　5月5日上午，57名清华学生开会讨论配合城内学生的爱国运动，当有人犹豫是否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时，闻一多大声疾呼：“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5月6日，北京学联成立，罗隆基以清华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北京学联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罗隆基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回忆此时的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 
　　作为一个爱国运动而言的“五四”虽然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曾在《清华八年》中回忆说：“在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嚣张是不须讳言的。” 
　　在罗隆基的鼓动下，清华园内学潮频起，两任校长被学生赶走后，随后一任校长罗忠饴则根本未能到任——他未到学校，清华学生即纷传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 
　　 罗隆基后来便常以开玩笑的方式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与风潮相应的是青年学生们广泛的求知欲。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回忆当时的情景：“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去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留恋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学生都是如此。” 
　　 也有因参与“五四运动”而心灰意冷者。1919年暑假，浦薛凤在常熟组织暑期学生联合会时，因会中多为在上海就读的常熟籍学生，浦薛凤以一“北方学生”的身份而当选为会长，让由沪回故里的学生多有不快，常与浦薛凤为难。浦薛凤由此尝到“学生政治”之滋味，而对学生组织不再抱有好感。 
　　 
　　■重聚“国家主义” 
　　 
　　1921年3月4日，《清华周刊》刊出消息，称为辛酉级留洋准备的“中国号”已经准备好。全级学生开始为毕业做准备，选闻一多、浦薛凤等五人“讨论该级级针、级旗及纪念物之样式。”（《清华周刊》第210期） 
　　恰在此时，“六三惨案”发生。1921年6月3日，北京22所学校六百多名学生齐聚新华门前情愿，抗议当局拖欠教育经费，结果遭军警殴打，二十多名学生受伤。北京各校学生立刻罢课抗议。 
　　要不要与城内各校联合行动？清华学生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辛酉级级长召集了年级会议，用“议事规则”来表决是否参加大考。长时间争辩后，辛酉级以三分之二之强数表决通过参加大考之提案，但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吴泽霖等29人仍拒绝参加考试，从而受罚在学校多留一年，次年出洋。 
　　浦薛凤在《回忆录》中称这一场风波为“辛酉级之分裂”，当时浦薛凤恰好和闻一多同住一间宿舍，浦薛凤参加大考后，他和闻一多便尴尬相处了，“因此之故，同一寝室之一多与予，连日相对苦笑，默默无语。”（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 
　　8月12日，浦薛凤等参加了大考的辛酉级学生乘坐“中国号”前往美国。临行，他认为“罢考事件”带给他和闻一多的裂隙已合拢，“既然各行其是，彼此自然能谅解，临别握手，互道珍重。” 
　　一年后，闻一多赴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美术，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则都学了政治学。 
　　1923年夏天，他们和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潘光旦、熊祖同、薛祖康等其他一些清华同学在芝加哥重逢，商谈组织一个爱国会社，会社的名字定为“大江会”。 
　　“大江会”的信仰为国家主义，闻一多以自己的文学专长，全力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他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 
　　“大江会”的成立，稍稍弥合了辛酉级当年因罢考风波而带来的裂隙。 
　　 
　　■分崩离析 
　　 
　　闻一多是第一个回国的“大江会”成员。1925年6月1日，他一回到上海，迎接他的便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与闻一多结伴归国的余上沅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到这一天的情况：“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的惨案。六月一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地失去了生气，倒在床上，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辛酉级:“五四之子”的命运分野



     　　6月27日，闻一多把他的新诗《醒呀》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发出感情激烈的呼喊觉醒的吼声： 
　　他们说长夜闭熄了你的灵魂， 
　　长夜的风霜是致命的刀。 
　　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 
　　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这是闻一多归国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此时的闻一多对政治抱着极大的热情。1925年12月20日，闻一多和回国参加关税会议的罗隆基代表“大江会”，与“联合醒狮会”“大神州社”等国家主义社团在北京成立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魂社”“少年自强学会”“国家主义青年团”亦列名其中。罗隆基在千余人参加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大家抱定国家主义的灵魂，向帝国主义下总攻令。” 
　　然而不到两个月，闻一多即目睹了人们因政见不同而大打出手。1926年1月29日晚，闻一多代表“大江会”与“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团”“醒狮社”“夏声社”“蜀光社”“大神州社”“国民党各团体联合会”等四十余团体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了“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会上提出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等三项方案，当提案付诸表决前，会场中有人表示反对。接着，就出现了骚乱，“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四人受伤。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再次亲历这样的鏖战，又过一个多月，闻一多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闻一多年谱长编》） 
　　纷争和鲜血使得闻一多心灰意冷，他不再热心于政治活动。接下来，虽然“大江会”成员陆续学成归国，但国内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变，在国共两党扮演主角的政治环境里，国家主义团体迅速被边缘化，而国家主义团体的领军人物也或任教、或从政、或出洋各自分离，“大江社”遂默默而终。 
　　分手后的清华同窗，开始各奔前程。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这引起了一部分“大江会”成员的关注。何浩若在1926年回国后，即加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一团之长。 
　　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下令封闭国家主义派的聚集地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时闻一多恰好在此校任教，遂赋闲，寓居也已归国的潘光旦家。 
　　在上海，闻一多参与了新月书店的筹办，但不积极，“总是栖栖遑遑不可终日。”（《谈闻一多》）闲居无事，闻一多为友人刻章，为梁实秋刻“谈言微中”，为潘光旦刻“抱残守阙斋藏”。之后，闻一多再次前往武汉，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这里，他遇到了辛酉级的老同学吴国桢。吴此时已是年轻有为的湖北税务局长，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吴国桢，希望在武大兼任教授，请闻一多帮忙。闻一多没有搭理他——在清华时，闻一多就对吴国桢有了意见，在1921年的“辛酉级之分裂”中，吴原本赞成罢课，后又参加大考，闻一多对此很不高兴，在日记里写了一首宝塔诗讽刺吴国桢为“小老头”。（《闻一多年谱长编》） 
　　 
　　■冷与热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南京方面欲延揽他，胡适把一封戴季陶的信转给罗隆基，信中请他到考试院就职，罗隆基未去。是年3月，《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月书店”也先后在京沪两地开张，活跃的罗隆基很快进入自由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先后担任了《新月》第3卷第2期到第4卷第1期的主编。 
　　新月社本是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群体，在罗隆基的主持下，《新月》杂志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而此时的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统一后，政治却走向更加的专制、独裁。 
　　1929年3月，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道：“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之办法。” 
　　此案一出，舆论哗然。罗隆基连续写了《论人权》《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党独裁和“党在国上”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突然被捕。后来他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中，详述了当时的情景：下午一时许，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查讲演笔记，听到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罗隆基答应了。“他在这里！”来人随即向外面打了个手势，立刻就有人冲进来把罗隆基带走。 
　　胡适立刻为解救罗隆基全力奔走，在被拘捕了几小时后，罗隆基被释放了。闻一多始终没有参与人权争取战。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在给胡适写信时抱怨说，闻一多怎么都不肯给《新月》写文章。 
　　对此，闻一多有着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新月》文艺的成分太少了，而政治的成分太多了。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回到了清华园，痛苦的感觉依旧缠绕着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近来最痛苦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大安慰。” 
　　这个“向内发展”就是治学。此后的几年里，闻一多一头扎进《毛诗词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杜诗新传》等学术世界。 
　　罗隆基则于1931年北上，先后担任《益世报》主笔和《北平晨报》社长等职，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愈发激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罗隆基针锋相对地提出“攘外方可安内”主张。同时，罗隆基开始参与实际政治，参加“再生社（后为国家社会党）”并成为主要成员。 
　　在清华的闻一多似乎忘却了政治，这一时期的他以“名士”著称。学生们回忆此时的闻一多：“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分野与敌对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闻一多匆匆离开了北平，结束了他在清华园平静的五年治学生活。火车在天津火车站停靠时，闻一多买了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在庐山邀请社会名流的国事谈话。闻一多的许多朋友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浦薛凤等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他觉得这些谈话离现实较远，但仍感到一些安慰。 
　　1938年5月4日，闻一多抵达云南蒙自，对政治的热情又开始在他身上苏醒。浦薛凤与闻一多同在蒙自上课，他回忆说：“在蒙自一学期，一多固埋首研思，但正值抗战，自必谈及时事……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罗隆基则在抗战爆发后开始投身于现实政治。他先到南京，又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1941年1月，民盟成立后, 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常委、宣传部长，罗隆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此时的罗隆基虽然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宣扬民主、自由，倡导联合政府，但他主要已不是以政论家的面目出现了。 
　　罗隆基希望把民盟变成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在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隆基已经清晰地看到，国共两党的武力对抗接下来将难以避免。如何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并实现民主？罗隆基呼吁，要组建“第三大党”，也就是要用“第三条路线”来解决国共争端。 
　　这个“第三条路线”是什么？罗隆基解释：“中国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是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 
　　就在罗隆基日夜为“第三条道路”奔走的时候，他的两个清华同窗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吴国桢任陪都重庆市长，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又接连上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辛酉级:“五四之子”的命运分野



     　　昔日同窗，今日分野为敌手。在吴国桢的眼里，罗隆基是个“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何浩若则在1940年1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等职。194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受衔陆军少将。 
　　 
　　■闻一多之死 
　　 
　　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让闻一多吃了一惊。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一年，闻一多当年的清华舍友浦薛凤已在重庆从政，忙着把《中国之命运》一书翻译成英文，被戏称为“研读《中国之命运》专家”。为此，闻一多与他再无往来。 
　　此刻的国民党，正在被专制、独裁、腐败、颟顸一步步地拖向末路。1946年，何浩若感觉到蒋介石对CC派控制国民党不满意，乃鼓吹把三青团组成新党，造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他主张蒋介石可以一人兼国民党总裁和新党领袖，新党实际由蒋经国全权领导。这一建议深谙蒋介石既要造成民主声势，又要“传代”的心思。但CC派首脑陈立夫等人坚决反对，终使何浩若的组党计划破灭，国民党试图作政治自救的一次“改革”，就这样流产了。 
　　1944年秋，闻一多在犹豫中加入了民盟，罗隆基很高兴。1944年的冬天，某日罗隆基和闻一多一起在朋友家里聊天，罗隆基指着闻一多笑着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闻一多也大笑着回答罗隆基：“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1945年10月，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这个时候的罗隆基，已是中国政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1946年1月，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参加政协的38名代表中，民盟占了9个（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在这惟一的一次各党各派的圆桌会议上，民盟的中间方案眼看要成为现实，罗隆基的“第三大党”的理想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然而，那却是昙花一现。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把罗隆基“第三条路线”的梦想击得粉碎。 
　　6月30日，昆明万人签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电文为张天放起草，闻一多修改润色，印好后，闻一多亲自征求签名。 
　　加入民盟以来，在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就是在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闻一多还是对吴晗说，一旦理想实现，他便回到书房好好读10年、20年书，可是这已无法实现了——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当天夜里，他被暗杀于回家的路上。 
　　上海各界在天蟾大舞台追悼闻一多，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地演讲，会场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而闻一多追悼会的发起人，正是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会上吴国桢致辞，认为闻一多被刺是当局的违法乱行，并为闻一多写下挽联：“宿望重儒林，何期殒命滇中，颍川李御成虚话；高雯垂艺苑，今日招魂海上，山海闻笛有余哀。”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说道，他一直都不明白闻一多为何会成为一个“斗士”，他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是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他也只能谈这个闻一多，至于在昆明的闻一多，那“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 
　　 
　　《申报》1925年6月25日 
　　清华今夏 
　　无官费出洋 
　　卡德路九十五号寰球中国学生会消息云，北京清华大学本年不派遣官费留学生，惟暑期期间自费出洋，已请得留学证书及护照者，计法国六人、德国二人、美国三人、共计十一人，其姓名籍贯如下：一、薛愚（湖北樊城）、汪梧树（江苏上海）、张昌华（江苏吴县）、戴克光（江苏阜宁）、吴达元（广东中山）、李健吾（山西安邑）。以上法国。二、王淦昌（江苏常熟）、丁而汉（浙江绍兴）。以上德国。三、孟广□（河北）、施嘉钟（福建闽侯）、黄远（广东新会）。以上美国。又本年大批赴美学生，于八月中旬由沪起程，有志赴美而手续尚未办妥者可速向寰球学生会请求代办云。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大师之死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了他辉煌又落寞的一生。在他的身后，他的学生成了最哀伤而又最被忽视的一群人。在传统式微的时代，他们就像一株株历尽劫灰的槁木，坚强地挺立着。 
　　 
　　■最后的午餐 
　　 
　　1927年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午宴在工字厅举行。对王国维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而又略带感伤的日子——宴会话别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学生留校继续研读，其他人则将各奔前程。 
　　第一届学生姚名达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对这场宴会的诸多细节也观察得最为仔细。宴会定在正午举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悉数到场，师生们欢聚一堂。 
　　午宴一共四席，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然而，细心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也就没人察觉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姚名达的一丝疑惑也很快被欢乐的气氛冲淡了。 
　　事实上，王国维也并非一味地沉默不语。据第二届学生刘节的回忆，席间，师生偶尔言及蒙古史，王国维一改沉默故态，侃侃而谈，言谈之雍容淡雅，给在座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宴会行将结束，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也频频点头。 
　　然而，第二届学生卫聚贤在回忆中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几天前师生二人曾谈起过避居山西的话题，王国维问道：“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王国维点了点头，随即又陷入了沉默。（卫聚贤《王先生的死，我知道一些》） 
　　散席后，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师生们一一作别，随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 
　　此时，姚名达与第二届学生朱右白、冯国瑞三人游朗润园，归来时路过清华园西院。朱右白忽然问道：“静安先生家住哪里？我还没去过。”姚名达说：“在西院18号，走，领你去。”于是，三人来到王宅。但此时王国维却不在。问侍者，答复说：“也许在南院陈先生家。”遂打电话到陈寅恪家中，他果然在那里，并说马上就回来。回到家，王国维同三个学生谈得很是高兴。天近黄昏，见王家已备好晚餐，三人才起身告辞。王国维也如平常一样，将弟子们送至庭中。（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几个学生也来到王国维家，问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王国维谈得很有兴味，但谈话涉及到时局，他就神色黯然。当说到湘鄂两位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之事时，王国维更显出极度悲哀之态，且流露出欲避乱移居之意。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为谢国桢及其友人题写了扇面。 
　　王国维的夫人回忆，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但谁也想不到，谢国桢等人夜访王宅竟成了师生之永诀。 
　　 
　　■丧师之痛 
　　 
　　6月2日晨起，妻子照常为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没有丝毫异样。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其间除办理公务，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随后，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钱的纸币。随后，王国维便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王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径直走向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其时在上午11时左右。他的衣袋中，装有一份遗嘱和四元四角钱。 
　　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 
　　清华园内，姚名达惊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双膝跪地，连呼“嗳哟”，悲痛之情不可言状。此时，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很快便齐聚于校门口，准备前往颐和园探视。8时许，由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二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直奔颐和园。 
　　此时天色已晚，颐和园早已大门紧闭。学生们争相叩门，向守卫说明来意，但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戒严的士兵不许师生入内。学生们已然愤怒，姚名达更是高声责骂，守卫依然不允，相持不下。几经交涉，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学生们只能“衔哀先返”。当夜，学生们燃烛聚于讲堂，由姚名达牵头成立了王国维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 
　　6月3日晨，学生们匆匆用餐，复由学校组织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仅覆盖一张破旧的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众弟子入园后，直奔鱼藻轩，移开草席，见恩师遗容之惨相，莫不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6月3日晚上7时，先生遗体移出园外，于后门老屋梳洗入殓。9时，众弟子扶棂缓行至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4天后，清华同人公祭王国维于刚秉寺。7月17日，按王国维遗嘱，下葬于清华东二里之七间房。时值暑假，弟子多回乡里，唯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和刘节（柏生）等往送。9月20日，新学年伊始，梁启超率研究院新旧学生拜祭于王国维墓前，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王国维死后，众弟子哀恸之情不可自已。 
　　第二届学生王力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其中有句：“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数载乃至数十载后，国学院学生仍陆续撰文怀念恩师王国维。丧师之痛，溢于笔端。 
　　 
　　■义无再辱 
　　 
　　王国维死后，各界震动，人们纷纷解读其死因。盛极一时的有“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以及“殉道说”。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因并不复杂。早在他自沉后不足半月，梁启超在写给长女令娴的信（6月15日）中，即对王国维之死有所分析。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致梁令娴书》） 
　　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们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大师之死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国学研究院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1927年初夏，梁启超和研究院学生们同游北海公园时，就把自己在清华的两个目的归纳为：“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这恐怕也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的目的。 
　　事实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最初完全没有涉及国学的课程。随着西学东渐的风起云涌，特别是民国初年三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年年底，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运动总纲领。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学术手段，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价值重估，通过批判地继承完成“再造文明”的终极目的。 
　　在这场运动中，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清华自建校之后，因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研究，屡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此时，清华又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25年，清华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既不同于西方的大学教育，又不是简单的恢复旧书院。“会通中西、贯通古今”的办学理念是以引入现代西方学术为前提的。 
　　在世人看来，至死不肯剪辫子的王国维似乎是一个泥古不化的老古董。但事实上，他青年时代就留学日本，并且率先将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转型。王国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西学训练，曾经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不仅王国维，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其他几位导师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包括讲师李济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王国维虽然死了，但他的治学方法和道德人品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把复兴国学的使命留给了他们。 
　　 
　　■走出清华门 
　　 
　　送完恩师最后一程，王力终于有时间为自己打算了。王力主攻的是语言学，而赵元任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于是，王力特地到赵元任家中征求意见。赵元任建议他到巴黎留学。王力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决定去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 
　　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为此，王力请了一位白俄老师，开始恶补法语。一个多月下来，他却只学会了发音。 
　　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难题，王力此去法国完全是自费，而当时他连去巴黎的路费都没有。不过幸运的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乡愿意借给他40英镑作为路费。于是，王力拜别恩师，取道上海，登上了开往印尼的邮轮。在印尼，王力见到了在此处经商的父亲。父亲支持王力去巴黎深造，但手头却没有钱。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在印尼的同乡合力为王力捐了一笔钱。王力这才离开印尼，前往巴黎。 
　　在巴黎，王力攻读西方语言学，并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王力是广西博白人，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的地方方言。于是，他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博白方言。1931年，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言实验录》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夏天，王力学成归国，再次回到清华园受聘于中文系。 
　　与王力一样，周传儒、陆侃如、蓝文徵、杨鸿烈、姜亮夫等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也相继出国留学。然而，能够出国的毕竟是少数，为数更多的同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大中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始了教学或研究工作。 
　　早在王力入学之前，由于家庭的牵累，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高亨就不得不回到家乡，供职于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家境不好，弟妹众多，为了养家糊口，高亨不得不同时在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兼职教员。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国文科教授，收入大为提高，高亨才略有闲暇，开始古代文献的考释研究。 
　　王国维死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顿时减半。自此，研究院一蹶不振，第三届仅招新生11人，第四届更是缩减为3人。1929年，国学研究院正式停办。前后四届，共招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 
　　尽管条件各不相同，清华国学院的毕业生们大多都坚守学术道路，到抗战前夕，他们大多已经成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或科研机构的研究员，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战乱中的坚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亨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成为王国维众弟子中，第一个遭遇国破家亡命运的人。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原沦陷，高亨也随之不断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非但没有使高亨对自己的祖国绝望，反而激发起他整理国故，传承文化的强烈愿望。在这15年中，高亨潜心钻研先秦著作，相继完成《墨子新笺》（1936）《老子正诂》（1941）《周易古经今注》（1940）《墨经校诠》（1944）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先秦哲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晚高亨一届的姜亮夫也完成了中国敦煌史料的奠基工作。1935年，姜亮夫自费去法国留学，打算去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欧洲看到敦煌珍宝展览，欧洲学者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时，民族自尊心大受刺激，与同伴王重民、向达商议一起来搞敦煌学研究。为此，他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专心致力于敦煌史料的搜集工作。 
　　抄写工作非常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 
　　拍照工作不那么费力，但需要花钱。当时博物馆规定，一张照片14法郎。为了节省经费，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最后，他们一共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 
　　“卢沟桥事变”前三天，姜亮夫取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惨遭日寇杀害。幸运的是，他们的资料是通过邮政寄回中国的，最终顺利运到了国内。姜亮夫、王重民和向达就从这批资料开始，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 
　　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 
　　1942年7月7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在江西抗日前线不幸牺牲，是为抗日捐躯的第一位大学教授。1944年2月23日，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其昌在乐山病逝。 
　　姚名达与吴其昌同为清华研究院首批学生，在清华研修时间亦最久，是同学中公认的两大才子。二人又都极富爱国热忱，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赤手空拳与日军博斗，最终壮烈殉国。而吴其昌则绝食于中山陵前，但求政府抗日，临死仍抱病讲课，终“尽瘁于讲坛”。二人爱国之热忱，赴死之果决，怎么看都像是烙上了先师王国维的印记。这或许与清华研究院采取旧书院体制，师生共同生活，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大师之死



     　　与王国维一样，弟子刘节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学者。抗战期间，几经辗转，刘节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传来岳父钱稻孙接受日本委任出任伪北大校长的消息。刘节深以为耻，立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决意“卖文疗饥，茹苦明志”。滞居重庆时，幸得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刘节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 
　　尽管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但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第三届学生蓝文徵非常自豪地回忆说：“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割不断的文脉 
　　 
　　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辗转半个中国的王力也随之回到了北京。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特别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王力作为国内语言学界的权威也一度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 
　　“文革”爆发后不久，王力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称其为“资产阶级学阀”。此后，王力又被扣上了“文化特务”“反共分子”的帽子，批斗不断升级。1968年2月1日，王力在日记中写道： 
　　“从去年11月15日到12月15日，我一共被批斗了七次，精神上震动很大。再（在）一次斗争会上，我两次因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心里着急，怕群众认为我是假装的，这样就成了我的态度问题。……另一次斗到最后一刻钟的时候，我也觉得体力支持不住，都（斗）完以后我舒了一口气，这次不至于引起群众的愤怒了。”（张谷、王缉国《王力传》） 
　　1968年4月，王力被关进了牛棚。在这里，体罚是家常便饭，而随时随地背诵语录，造成的精神压力远大于体罚。王力在日记中写道“从一听见叫我的名字我就发怵，声音都抖了，越急越背不出。” 
　　“文革”中王力备受屈辱，只能躲在家里偷偷撰写他在“牛棚”中就构思好了的《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 
　　他一度如老师般萌生死意，幸好在爱人的扶持下，王力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的那一天。相比而言，清华研究院第一届状元刘盼遂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66年8月下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刘盼遂及其夫人在其西单住所内，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死后尸体被头朝下浸于水缸之中，制造出投水自杀之假象。许多年后，王力曾写诗哀悼同学刘盼遂：“博学宏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王力《五哀诗》） 
　　事实上，在“反右”和“文革”中，除了高亨被毛泽东点名保护，清华研究院的其他同学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 
　　1976年，“文革”结束。历尽劫波的国学研究院同学已是垂暮之年。他们眼前的中国，正是先师王国维事先意料，却又不忍看到的文化荒漠。而他们就像一株株历尽劫灰的槁木，坚强地挺立着，尽管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但毕竟活着，因为活着，他们用生命坚守的国学才有复兴的希望。 
　　 
　　20世纪初中西文化三次论战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峙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这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大开“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认为西方文化已到末路，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主张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申报》1927年6月12日 
　　清华教授王国维自尽记 
　　其家人于其衣带中得遗书 
　　北京考据家王国维，二日蹈昆明湖自杀一事，已至本报要电。兹据要电，兹据京讯，王于二日早晨驱车至颐和园，付车资四角，即购门券入园，洋车夫度其必返清华园，停车门外候之。王入园步至鱼藻轩，为时甚早，殊少有人，惟一园丁打扫行道而已。据园丁事后对人云，王至鱼藻轩独自散步，尚燃香烟自遣，若有所思，其时彼不审有其他，亦不甚注意。少顷湖水激起有声，回视则老者落水，急喊救人，群集赴援。不及一二分钟，即行救上，然五官为泥所塞，早已咽气矣。鱼藻轩前湖水甚浅，上为细泥浮藻，王投入，倒插水中，故捞起时下身尚未湿。园中人初不审为谁氏，惟见其服饰似上流人，又有留辫，知有来历，则停尸轩旁待领。迨晚游人散尽，王早间所乘之洋车，尚迟之门外。一警士谓车夫曰：“院内游客全散，你何不去？”则答曰：“候我车座清华王先生。”警士询其状，似为死者，则引之至王尸旁相验，车夫见为先生，急行奔回报丧。因为时已晚，延至翌日，始成殓。 
　　三日王先生之死耗传至清华，该校研究院学生受王诱掖，感情最厚，闻之无不大恸，遂齐赴颐和园，有抚尸哭失声者，其感人之深，令人景慕之切，可以想见矣。殓毕，于前日移灵燕京大学附近之成府村某庙中。闻清华研究院生本届毕业，例有奖金，各生均将捐作王氏葬费。 
　　王逝世之翌日，其家人于其衣带中发见遗书，略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遗骸可葬清华园茔地，遗书托陈吴二先生保管。汝兄不必奔丧，因彼不惯出门也。我虽贫无财产分文遗汝等，但能谨慎亲见，亦不至饿死也。”书中称陈吴二先生，为陈寅恪吴宓二氏，皆王之挚友，王与陈尤相得。王一生清贫，惟藏书甚多，有子三人，长者去年逝世，余均甚稚。据其门人谢国侦云：“先生之学，博通中外，首倡尼采学说，实为介绍西哲之学入中国第一人。”日人亦多知王氏者，连日赴清华搜求遗书遗迹者极多。 
　　 
　　四大导师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牟润孙这样描述道:“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王、陈二人既然门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据牟先生分析:“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摘自《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桑兵/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黄金十年 中国脊梁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尽管经历了战争、动乱，但在一些涉及国防工业的尖端科技领域，始终没有落下太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那个时代以清华物理系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大国底气。 
　　 
　　1999年，共和国建立50年之际，23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授予23位科学家。没有他们，中国就不会有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在这23位功勋者中，有6位出自清华老物理系，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他们是1929年到1938年从第一级到第八级的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另有邓稼先、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时期的物理系、周光召毕业于1951届清华物理系）。 
　　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从1929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到1938年，清华物理系共培养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这其中有21人在建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人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其他学生也都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成才率之高，历史罕见。 
　　在这个名单的背后，映射的是一个“科学救国”的时代，而清华物理系则是这个时代中的一段传奇。因为这段传奇，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尽管经历了战争、困厄、动乱，但在一些涉及国防工业的尖端科技领域，中国始终没有被落下太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那个时代以清华物理系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大国底气。 
　　 
　　■黄金十年 
　　 
　　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曾总结建国前的理科教育发展历程，分三个时期：阶段一为妄读时期，高等教育处于草创；阶段二为空谈时期，自以为“中国的大学程度，似较世界任何大学为高……这种高调的课程，对具有谈玄传统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实验常识几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不知研究为何事”；阶段三“可称为实在工作时期，这时期包括抗战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国内才真正有了科学工作……重要的实验，均可举行，实验科学意义，学生得以了解。……英国剑桥大学已可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 
　　吴有训所说的“战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对应的正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黄金十年”。1926年秋，清华学校大学部建立学系制度，在首批成立的11个学系中，物理系位列其中。创办之初，物理系仅两名教授，梅贻琦和叶企孙。 
　　物理系的筹建，映衬的是当时知识精英“科学救国”的愿望。而筹办物理系，梅贻琦需要一个能汇聚和造就人才的人，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国际物理界已有声誉，此时正在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任物理系副教授的叶企孙。正是这一决定，让清华物理系以及清华理学院只用几年时光，便从一个草创班子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一等实力的理科教育高地。 
　　叶企孙本名叶鸿眷，是“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之后走进清华园的第一批学生。在清华园习读5年后，1918年8月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叶企孙的求学选择受其家庭影响至深，其祖父叶佳镇一生饱学，官至国子监典簿厅主事（五品）。1857年，当他在广州见到两广总督叶名琛，这个中国读书人的成长标杆竟被英法士兵以俘虏的身份游街示众时，信念一夜崩塌，直至去世，终日慨叹“国无利器”。从那时开始，叶家子弟对读书求仕兴趣大减，觉得要想改变国家羸弱情状，得另辟蹊径。 
　　深思熟虑之后，叶企孙选择了出国攻读物理学。而他的这一选择，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深远。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中国怎样贫弱，仍被视为大国，这与中国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的成就有关。如果把这些高科技罗列出来，考察一下它们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它们无不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紧密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大蜕变，从经典物理（牛顿物理学）跨入近代物理学阶段。其标志是1900年普朗克常数（h）的发现、1905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以及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丹尼斯·玻尔对量子论的开拓，这些成果把物理学推进了新纪元。20世纪的“四大发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无不立足于近代物理学。 
　　但由于这些学说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太过超前，以至于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一连串重大试验的确证，才使这些新学说得到公认并迅猛发展。而叶企孙等中国求学者也正是在此时来到欧美，跟随国际物理名家对世界科学的最前沿展开了学习和研究。这样，近代物理学从发轫就进入了中国，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极端困厄条件下、极短时间内，独立研制出令世界震惊的“两弹一星”的原因。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物理系的师生们在国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年轻人成长得有多迅速。 
　　叶企孙，清华物理系开创者，1920年9月始，跟随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攻读博士学位，1921年用X射线方法测量了普朗克常数（近代物理学中使用最广泛的常数），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时年23岁。 
　　吴有训，清华物理系教授，在美国跟A.H.康普顿读博士学位期间，成功验证了对近代物理学发展具有转折点作用的“康普顿效应”。1925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上，吴有训被安排在大会第一名的位置宣读了他的论文，至此才使“康普顿效应”为学界所公认，助其老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赵忠尧，清华物理系教授，1931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A.密立根。他在1930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在实验中发现反物质，这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两年之后，他的同学C.D.安德森公布了关于这一结果的进一步研究，获得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获奖归功于赵忠尧。 
　　还有师从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周培源，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问题，从而为世界电机工程开拓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萨本栋……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 
　　这些年轻学人，集聚于清华园。 
　　 
　　■建系 
　　 
　　1925年8月，在梅贻琦的举荐下，叶企孙被清华聘请为物理系教授，负责物理系的筹建。 
　　阔别7年之后，叶重回母校，“科学救国”的少年理想如今真正有了施展的可能。 
　　1926年秋，物理系正式建立，系址为清华大礼堂西南侧的科学馆，叶企孙任首任系主任。那年9月，清华物理系招来了第一批本科生，共4人，周同庆、施士元、王淦昌、钟间。 
　　创建初期，物理系全系教师、职工和学生加起来一共10个人，而教授只有叶企孙一人（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已无暇在物理系任课）。即便如此，仍开出了21种课目，这些课大多堆积到叶身上。 
　　多年之后，施士元回忆这段历史，“叶先生亲自上课，他担任的课与学生同步升级。我在一年级，他教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我升二年级，他教二年级的电磁学。我升三年级，他教三年级的光学。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 
　　施士元毕业之后，远赴法国跟随居里夫人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25岁的施士元被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聘为物理教授兼系主任，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直到1987年才告别讲席。 
　　也正是在中央大学期间，施士元教出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后者曾参与美国“曼哈顿工程”，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 
　　从1926年物理系创建，到1938年成立西南联大，在此期间，清华大学物理系走出10届毕业生，共69人（另有研究生一人）。他们很多都成长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李正武，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王竹溪、胡宁、张宗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气象学家赵九章，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翁文波、秦馨菱，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等。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黄金十年 中国脊梁



     　　著名经济学家、在抗战前曾任清华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多年后，谈及叶企孙担任院长和主任的理学院和物理系时，如此品评：“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 
　　从1926年建系后，叶企孙千方百计延揽名师，到抗战爆发前，他先后聘请到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教授，这些人皆是当时中国物理界一时之选。 
　　留洋归国的教授们给这所学校带来了不同于国内其它高校的气息。 
　　“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是清华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在入清华之前，他已在北大预科和本科读了三年，当时清华物理系教授常来北大兼课，他听了几次之后，觉得北大物理系教授教得比清华逊色，于是不顾好友劝阻，转读清华。 
　　入清华物理系之后，他觉得清华确实跟北大有许多不同，一是政治运动少，学生能专心于学业；二是清华物理系的教授多是从美国留学归来，一色的美国教育方式，这让他颇为受用。 
　　在当时，清华物理系有诸多风气引领国内高校之先。以科研来说，很多留洋教授回国之后，因国内不具有研究条件，除授课之外，很少再进行科学研究，这令他们在国外的导师颇感惋惜。 
　　1931年，清华教授赵忠尧访问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回国前，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对他说：“从前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是一回去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继续搞科研。” 
　　赵忠尧不负期望，回清华后只一年，便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其最新的研究论文。卢瑟福看到后，撰文嘉许。 
　　在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多能做到既授课又做科学研究。钱三强回忆，“我在学校期间，吴有训进行X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和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开始建立威尔逊云室；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与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并准备试制真空管；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企孙进行光谱学研究。” 
　　据物理学家严济慈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共有16篇，其中清华物理系独占9篇。这种氛围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在物理系就读的学生。尽管此时还未走出国门，但他们所接触的学问都是物理学的最前沿。物理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是清华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在西南联大时期曾代过叶企孙的热力学课程，就是这件小事，却给他很大触动。 
　　“我在1933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下来。”叶企孙离开前，把已经准备好的前五堂课的讲义交给他，钱伟长翻看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让他有些始料不及，当初他上此课时，叶所引实例都是气体学方面，这也是30年代前期，世界工业中的热点问题，但在30年代后期，由于二战爆发，金属学开始受到重视，发展极快，“他（叶企孙）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中利用热力学定律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课。……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 
　　正是在这些教授的引导下，清华物理系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中少有的在教学中重视物理实验的所在，先后建立了普通物理实验室、热学实验室、光学实验室、电学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以及自制实验仪器设备的金木工厂。 
　　1929年初，在清华科学会15周年纪念大会上，归国教授吴有训发言时说：“中国现在有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然此三校则以清华大学为第一，此排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叶企孙）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 
　　“中国氢弹之父”、物理系第一级毕业生王淦昌回忆，物理系起步极艰辛，“系里的仪器设备很缺，由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学理论与动手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作风，对我们青年学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日后担任教学工作和系主任时，也沿用了这一套作风。” 
　　 
　　■科学救国 
　　 
　　后来历史验证，吴有训的期望都实现了。在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当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科学家能够白手起家，研制出众多的科研设备，归功于之前打下的实验和动手的基础。 
　　在叶企孙、吴有训等中国物理先驱苦心孤诣的经营下，清华科学馆成为了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青年心目中的圣殿。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青年们兴起了一个学习理工科的热潮。 
　　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钱伟长是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自小国学功底深厚。1931年入清华园时便被陈寅恪（历史系）、朱自清（中文系）争抢，校内亦传，说是学校来了个国学根基可与英文系钱钟书比肩的新生。就在钱伟长选定中文系之后，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迅速沦陷。这让钱伟长很受冲击：学文救不了国，要想不挨打，就得学理。于是，物理考试只得5分（百分制）的他天天追着吴有训教授要转系，死缠之下，终于有条件试读（一年内，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三门课均过70分），并于一年后成功“转正”。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国学大家，出了一个“力学之父”。 
　　科学救国，是那时清华物理系学子求学以及出国深造的隐秘动机，并不挂在嘴边，但都心照不宣。 
　　当初叶企孙学成归国时，布里奇曼一再挽留，被谢绝。叶企孙特意在归国前，用平时节俭下来的费用到欧洲参观英法德荷比五国物理研究机构，以作为国内拓展物理研究的借鉴。 
　　吴有训归国时，康普顿几次劝说他留在美国，并亲自为吴有训安排工作，均被婉拒。康普顿极为钦佩这位心怀祖国的天才学生。三十余年后，70岁的康普顿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说：你的老师吴有训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 
　　赵忠尧，唯一被邀请现场观看世界第一枚原子弹试爆的中国科学家，时任堂堂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在观看之后，偷偷留在美国，隐姓埋名五年，每日打工十六小时以上，三餐只吃面包、咸菜，终于用打工凑足的钱，买来研制原子弹设备的核心零部件。就是这些零部件，在1955年被组装成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在这些老师们的熏陶之下，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子们都秉持了这一传统，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伟长、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钱学森……这些30年代的年轻学子，纷纷在后来成为共和国的科学脊梁。 
　　 
　　■物理系的“革命家” 
　　 
　　除了科学报国外，30年代的清华物理系，学生们也以其他方式参与到救国运动中去。 
　　当时，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居住的清华北院七号是一个师生聚会之所。北院七号建筑完全西式，朝南一侧是一排漂亮的落地窗，窗沿上摆满了绿萝、兰草，外廊上还缠着葡萄紫藤，是个很让人讨喜的所在。从1925年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叶企孙一直是这里的主人。陈岱孙、陈寅恪、吴宓、赵元任、叶公超、金岳霖、张奚若这些清华教授是此院常客，因为总在此处享用叶企孙私人厨师的手艺，被人称为“北院七号饭团”，实际上是清华“少壮派”的核心。 
　　而对于学生来说，这里也是他们喜欢借住、拜访的地方。尤其在日本侵华之后，这里更是成为年轻人议论国是的场所。每次运动之后，学生们总是躲在叶企孙家里，以躲避军警搜捕。 
　　在主观上，叶企孙并不鼓励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政治运动，在他的心目中，救国有不同的道路，而学生最紧要的是要学好功课。 
　　王淦昌记得1926年因日军进犯大沽口而导致的三一八惨案，当时，他和几个清华学生就站在军警向学生开枪的现场，当他们晚上跑到北院七号，向叶企孙讲述自己白天所经历的惨剧时，叶大发雷霆：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黄金十年 中国脊梁



    “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 
　　——王淦昌 
　　叶企孙这些教授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白白牺牲生命。但真当学生们投入到爱国运动中，他们又总是尽各种办法支持，以至于北院七号实际上成为当时进步学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庇护所。后来担任共和国副总理的姚依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名叫姚克广），在读书时就已经进行地下工作，曾多次在叶企孙的帮助下利用北院七号进行活动。 
　　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清华物理系第九级毕业生戴振铎曾在1936年底，旷课参加了抗敌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将军领导的抗日将士，团里还有物理系第十级学生王天眷、陈芳允、李正武。叶知道后，也并未责骂，只说补课不能免。 
　　物理系也善于发现“革命家”。胡乔木是193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当时名为胡鼎新，吴有训发现胡文史功底深厚，颇有这方面的培养潜力，就力促其转读历史系。 
　　 
　　■布局未来 
　　 
　　从1929年到1938年，物理系全部毕业生也不过69人，教授们以雕金刻玉的心血培养着这些中国未来的科学砥柱。为保证教育质量，他们严格控制招录人数和淘汰率，第一级学生4人，第二级学生3人，第三级学生1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记得，1930年考入物理系时有同学13人，毕业时只6人；核物理学家、第八级毕业生何泽慧记得入学时有28人，毕业只10人…… 
　　正因如此，每一个学生都被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珍视着，尤其不能在年轻时就过早地陨落。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与关系，帮助学生谋划毕业后的发展。而这种谋划不只从学生个人出发，也从中国科学发展需要出发。 
　　从清华物理系学生出国留学所去方向和所学专业，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在对中国未来科学发展规划蓝图、排兵布阵。 
　　钱学森去美国前原本是学习铁道机械工程的，在叶企孙的引导安排下，他成为一代宗师冯·卡门的博士生，从事火箭研究。 
　　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生赵九章被叶企孙安排去美国专修高空气象学，回国后立刻为中国空军训练出五批气象员，并为中国卫星上天建立功勋；同为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的熊鸾翥到德国学习弹道学，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兵工弹道专家；“光学之父”、第八级毕业生王大珩到英国学习应用光子学，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光学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伟长回忆：“叶企孙……为了物理系，为了国家，他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如气象、地质等……不是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为国家搞物理。” 
　　这种布局和多方向发展的眼光对学生影响深远，并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 
　　上世纪80年代，当了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后，清华物理系的那些老毕业生着急了，王淦昌、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交通大学毕业）联合起草了一封名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信给邓小平。正是这封写于1986年3月3日的建议信，开启了中国著名的“863计划”，从那时开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格局。 
　　这些物理系学子们从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祖国。 
　　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兵工署设立弹道研究所，以方俊奎、王大珩、陈亚伦、杨振邦等清华学生组成的研究人员占三分之二。 
　　中国第一个地震台——北京西山鹫峰地震台的建立同样与清华物理系关系密切。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但直到1930年才有了自己的地震监测机构，发起者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曾被叶企孙聘为清华理学院地学系教授兼主任）。 
　　地震台建成，翁文灏找不到合适的研究人员，求助于叶企孙。在叶企孙推荐下，他曾经的学生、中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李善邦从此浮出水面。 
　　为充实地震台的力量，叶企孙从物理系实验室调来贾连亨担任李善邦的助手。并在后来又相继调来物理系第六级毕业生翁文波（翁文灏堂弟）、第九级毕业生秦馨菱。 
　　1930年9月20日13时2分2秒，是鹫峰地震台第一次接收到地震的纪录。从这一天起，由它编成的观测信息发送至世界各地和国际地震中心，填补了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空白。 
　　地处偏远，又时逢战乱，地震台的研究人员们极其艰苦，设备是自己制作的、电是自己发的、东西都是蚂蚁搬家似的一点点亲手搬运的，生活更是简陋不堪。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在叶企孙陪同下参观过鹫峰地震台，“当这几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背靠茅屋竹林，口中却自然流泻出熟练的英语和地震学的专业术语的地震学者出现在眼前时，李约瑟被深深震撼了。……这些都是你的学生，李约瑟问叶企孙。叶企孙颔首答道：是的。”（引自《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二十余年后，李约瑟在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扉页上，写道：献给叶企孙教授。 
　　他献给的其实是一个群体。 
　　 
　　■余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老物理系告一段落。清华师生转战长沙，后又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集三校精华，人才济济，中国四大近代物理先驱中，有三位在此任教（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另有胡刚复时在浙江大学），培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本科生。 
　　在本科之外，研究生培养三校仍然分开。联大期间共有7名物理学研究生毕业，其中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有谢毓章、黄授书、杨振宁、张守廉、应崇福和杨约翰。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按各人志愿，联大物理系学生10人选择到北大物理系继续学习，53人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学习。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在叶企孙带领下，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科学馆，在图书资料、实验设备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殆尽的情形下，齐心协力，重建物理系。 
　　6年之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变成一所纯工科大学。清华物理系绝大部分教师和全部学生，被归并成北京大学物理系，清华老物理系宣告终结。 
　　叶企孙搬离了他居住多年的清华北院七号公寓，一段中国理科教育传奇也就此告一段落。 
　　 
　　本文参考资料：邢军纪 著《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虞昊黄延复 著《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葛能全 著 《钱三强》，祁淑英著 《钱伟长传》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5.9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1941年10月30日，西南联大昆华工校二楼大教室。许渊冲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的感觉。当学生代表、低他一级的学妹林同珠带领大家合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往常平淡无奇的学生生涯顿时显得熠熠生辉、格外亲切。多年之后，已届垂暮之年的许渊冲回忆起这一幕，眼泪渗透了浑浊的眼眶。他看上去有些伤感，却又带着遥远的记忆的甜蜜。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同学四年，直到离别时才体会到潜藏心灵深处的友谊。同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欢送会，不来也好，来了可能会分散我对大家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了个人而损害集体了。”这一年，许渊冲二十岁，是联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正仰慕着学妹林同端。 
　　八天前，他和同班的黄维、杜运燮、吴琼、罗宗明、万兆凤等三十多人报名参军。 
　　这一年，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日本人决心使用拖字术，直到中国因内部分裂而崩溃。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铁路线。于是，国民政府只得依赖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香港的空运和通往苏联的路线从外部获得供给。 
　　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10月的一个夜晚，大轰炸过后，外文系教授吴宓穿行房屋毁圯、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柏拉图。许渊冲记得，他是仅有的两名听课者中的一个。 
　　没有经历过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到联大的“刚毅坚卓”，是建立在战胜现实之困和心灵之苦上的。与战前相比，僻居西南一隅，昆明的生活实在令人沮丧，尤其是1941年前后，昆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微薄的政府补助，使得知识精英们有些无精打采。1941年7月，法学院的钱端升教授写信给费正清，抱怨“这里的大学生活极其不尽如人意。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还是。要是这样，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没有人有积极性”。（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不过，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倒不觉得特别地辛苦，为了维持生计，1940年前后学生们开始兼职，到1943年已经非常普遍。此外，在学习之外，泡茶馆、打桥牌，也成为青年人们应对孤独、派遣忧虑的方法。 
　　许渊冲的同班同学杜运燮和黄维，都是1939年转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借读生。战时，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战区失学青年，联大的不少学生都是从其他大学转来的借读生，一学期或一学年之后，只有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之后，才能算是正式的联大生。 
　　实际主政西南联大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直奉行着他的学术自由宗旨。一如他数年后在日记里写下的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梅贻琦日记》）于是，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可以在校园里找到自己的舞台，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壁报，排演话剧和音乐会。 
　　杜运燮是左倾文艺团体“冬青社”的骨干，每年“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聚会的积极分子。黄维则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红楼梦》）“石社”的核心人物。 
　　 
　　■救国与求学 
　　 
　　不过，在许渊冲记忆中，那时候联大校园里最大的政治便是“抗日”。1938年底，左派学生加入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了多幕剧《祖国》，由联大教授陈铨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祖国》演出时，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而教授们在上课时，也经常与现实联系。历史系教授皮名举上必修的《西洋通史》课时，讲到英法百年战争，鼓励背井离乡的学生们，英国开始打胜仗，但无论打多少胜仗，结果还是法国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无论日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许渊冲：《联大九歌》）二十岁的青年许渊冲因此坚信，无论日本人怎么轰炸，中国也不会屈服。 
　　但是，如果人们因此相信联大的所有学生热血沸腾地要求上前线去，那一定只是个传奇。事实上，从抗战开始，救国与求学，团结与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题。南京陷落后，一位狂热的抗日分子对那些等待战争结束、拿着毕业文凭尽职尽责的学生极为蔑视：“百万将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入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教育工作者则反对“战时教育”主导大学教育。梅贻琦决心要保存文脉：学生的使命便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1941年4月他在《清华校友通讯》里说，“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声，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 
　　不过，青年人的热血不是可以轻易凉却的，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投笔从戎。长沙临大时期，至少有295名学生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不少学生未办任何手续就直接去了前线。这是联大抗战初期的第一次从军热潮。 到1941年7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在上一年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他带着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来到中国。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急需要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联大动员学生担任翻译官，尤其是外文系学生。1941年10月4日这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吴宓日记》）10月15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充任译员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同学们的回应。并按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给同学们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囿于旧观念“好男不当兵”，宁肯休学也不愿意给美军当翻译官，这是自然境界；有的同学，比如吴琼，生活艰困早已在图书馆半工半读，参军既可练习英文，挣得比大学教授还要高，这是功利境界；而像罗宗明这样的同学，本来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渥，如今毅然放弃高薪从军，这是道德境界。他自己则在前三种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又因高中军训的经历，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想到中学的几位同学参加空军，有人已经为国捐躯，可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于是，这位外文系最用功的学生也报名参军。最终，除了徐树湶、马稚甫，四年级的外文系男生全部投身军伍。 
　　 
　　■上前线 
　　 
　　崇尚自由的学子们，很快便经历了一场考验。当四年级外文系三十几个男生去翻译训练班报到时，一位军事委员会的接待者让大学生们很不舒服——他提醒大学生们，报到之后便要遵守纪律，不可以再像从前一样自由散漫。为此，黄维发起了一次民主商议，讨论是不是和系里和训练班交涉，保证学生有回校听课的自由。有的同学提出，不同意的话，愿意去训练班的就去，不愿去的就不上训练班了；有的同学反对，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翻译，到底是两个月的课重要，还是做一年的翻译重要？最终责任派占了上风。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1941年11月3日，译训班开始上课。 
　　联大的一些教授也受邀担任训练班教员，赵九章讲“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英国概况”，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至今，许渊冲仍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轶事。训练班欢迎陈纳德上校，会上负责人黄仁霖致欢迎词，由一位同学翻译成英语。当他讲到“三民主义”时，那位同学不晓得如何翻译。黄仁霖直译为“民族、民权、民生”，陈纳德还是一头雾水，台下的许渊冲举手，大声说“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许渊冲回忆说，他前后参加了两场游行，颇能看出联大自由散漫的风气，和当时一般学生的思想倾向。 
　　先是12月10日，为了庆祝英美加入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译训班的全体同学兴冲冲地去游行，出乎意料，联大学生响应者寥寥。 
　　紧接着《大公报》报道，随着日军进驻香港，知识分子试图逃离此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的狗，却没有清华最著名的学者陈寅恪的一个座位。八天后，《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来信，指出，经过仔细调查，根本就没有“飞狗”这件事。事实上，那狗是美国飞行员的宠物。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易社强在1974年有了更权威的证明：对宋家颇为了解的《纽约客》记者项美丽告诉他，宋霭龄实际上非常讨厌毛茸茸的动物，绝不可能容忍一条狗和她待在一起。 
　　但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腐败是爆炸性的话题，也是普通人对政府最为常见的指责。在“中国通史”课上，历史系教授吴晗把此事与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责孔祥熙为“飞狗院长”。1942年1月6日，昆明街头发生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何兆武当时正是联大历史系学生，他回忆说，游行的同学都说“今天真痛快”！好像是出了一口怨气。国难期间民不聊生，却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何兆武：《上学记》） 
　　翻译训练班的课程提前结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许渊冲、杜运燮等外文系的同学们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 
　　真做了翻译官，还挺神气。“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何兆武：《上学记》）许渊冲被分到航空大队机要秘书室，他的直接领导是机要秘书林文奎少校。林是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可谓文武双全。 
　　而黄维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在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将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缅北的英美军队。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由罗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外文系年轻的助教査良铮——他以“穆旦”这个笔名闻名于现代中国诗坛—— 这位天才诗人此时也饱受着失恋的痛苦，决心参加远征军。 
　　 
　　■去缅甸 
　　 
　　当许渊冲在昆明东南三公里外的航空第一大队机要秘书室里翻译情报时，黄维和穆旦则踏上了去缅甸的旅程。 
　　滇缅路上，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抢购城市居民需要的紧俏货。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也私下做了半个商人，借机倒卖物资。难怪通晓中国人情的联大外文系教授温德会如此批评中国人，“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吴宓日记》1942年3月6日） 
　　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2月初，主力集结于保山、芒市、大理等地，开始入缅。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 
　　在跨越国境线时，黄维和穆旦也一定目睹过联大校友、同为第六军翻译官的杨重野所看见的景象，公路两旁驻军哨卡上都有蒋中正题写的“戍卫边疆”四个大字；他以为国境森严，这里一定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后来兵败缅甸，方知在这西南边疆、千里国防线上，没有一处有国防工事，以致敌人长驱直入。若非怒江天险，不出十日，便可兵临昆明城下，或从西昌北上直取重庆。（杨重野：《随远征军入缅抗战记》） 
　　历史令人怅然，多少人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后来，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如是评价：“缅甸北部的战争是一场几乎卡断中国咽喉的灾难，它还在刚组成的英国、中国和美国同盟军之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在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中，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盟军之间根本没有合作。”（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黄仁宇《黄河青山》） 
　　1942年3月26日，在昆明的吴宓接到了穆旦的信，得知远征军失利。穆旦还提到英军腐败。此时，英军的实力和战绩的糟糕已遍传远征军。杨重野回忆说，中路我军和西路英军都发生了战斗，可是东线连枪声也没有。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连同蒋介石，谁也没有到过第六军，也没听说过对第六军作过什么指示。可是日本人却处心积虑的盯着第六军，等待时机猛扑过来。当东线枪声响起时，也是中国远征军开始溃退时。 
　　到4月16日，西路英军全线崩溃，退守中路中国军队后方的仁安羌，被后面追击的日军包围。7000名英军水源断绝，弹尽粮绝。杜聿明不得不放弃聚歼敌人有生力量的彬文纳会战，派出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救援英军。 
　　 
　　■归国 
　　 
　　缅甸战火纷飞之时，在昆明的许渊冲则在绞尽脑汁翻译情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交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和美军自己的情报，分配三个中队81架P-40飞机。虽然时速才400公里，P-40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飞机。 
　　多年之后，许渊冲仍然十分得意自己获得了一枚“飞虎章”。他看到情报说日本一艘军舰到达海防，登陆士兵多少人，飞机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觉得事关重大，赶紧报告林文奎秘书。和四个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日军可能会对昆明空袭，于是命令许渊冲火速翻译成英文，派专车送他到陈纳德的指挥室。 
　　次日，飞机果然光临昆明。飞虎队早有准备，不待敌机飞去市区上空投弹，就进行截击。“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扫射的啪啪声，”他在日记里写道，“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浓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许渊冲：《联大人九歌》）从此，昆明很少遭到空袭。然而，飞虎大队也损失了几位飞行员。许渊冲写一首诗并翻译成英文，纪念这些美国勇士。他连夜翻译了陈纳德写的一份英文战报，第二天由专机送往重庆，呈报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 
　　多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在批斗者的嘴里，却成了“帮助美帝国主义残害日本人民”。因为美国人不会念中文名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方便美军称呼。年轻的爱国者们未曾想到，此后，这个号码会变成“特务代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梅祖彦：《最早的外事局昆明译员训练班》，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不过，那时候许渊冲不会料及于此，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了上司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他在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即使有些许情绪，那也是追求林同端不如愿、爱的轻愁而已。他运气不错，上司目光远大；若逢联大有学术报告，林秘书会派专车送他回去听，然后向秘书室传达，以期提高军人们的素质。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他的同学黄维却没有这般幸运。1942年4月19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5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4个师的归国后路。黄维所在的第六军溃不成军，一路狂退。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20余里。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陈启銮：《第96师入缅远征的惨败》）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 参军原是血气所至，据同班女生甄露茜回忆，黄维饱经历练，竟造就了一个精神活泼体魄强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军55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 
　　然而，6月17日刚到澜沧江边，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 
　　穆旦虽然不曾丢掉性命，却度过了一段炼狱般的日子。他参军后被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日军占领腊戍，直抵怒江，惠通桥被迫炸断，中路军的归国之路被切断。西路英军已经退归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属下的三个师西退印度。杜聿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电请蒋介石，按蒋的命令北进，决心绕过北端的日军，向国境内撤退。 
　　孙立人遵从司令长官的命令，率领新38师只走了二百多公里，十几天后约七千人到了印度。而杜聿明下属的200师穿越日军控制区被伏击，师长戴安澜阵亡，走了四十余天，只有两千六百人回到怒江东岸。96师奉杜聿明的命令穿越东北的丛林峻岭，从怒江上游到滇西北，历时九十多天，幸存者只有二千多人。 
　　杜聿明亲自率领的22师则向北进入了野人山区。这里是缅甸最北方，再北就是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瘴疠横行，据说曾有野人出没，所以当地人称这块无人区为“野人山”。 
　　原始森林人烟绝迹，又逢雨季，粮药俱绝。杜聿明1959年在《回忆录》里如是描述：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24岁的穆旦双腿肿胀，迷失在胡康河谷。他的战马早已倒毙在路上，传令兵也牺牲了。没有粮食，甚至地上的水、溪里的水，因浸泡过死尸也不敢喝，他只能用树叶接些雨水来喝。一度断粮八天，经历让人发疯的饥饿之后，穆旦从地狱中生还，五个月后到了印度。 
　　更多人没有这般“幸运”。联大物理系的朱谌，这个声音洪亮为人热忱的年轻人，早在1938年参军，参加过昆仑关战役；1940年他考入联大，又在1941年底再次入伍。在野人山，他把粮食和药物和同伴们分享完后，又累又饿，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多年之后，他的同学仍然记得，朱谌颇有相声天赋，参加文艺晚会时，编排歪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引来满堂大笑。（李桂华：《悼念朱谌》）远征军第五军军部、军部直属部队和22师，总计一万五千人左右，最后到达印度的，只余三四千人。 
　　 
　　■ 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在加尔各答，他见到了好友杜运燮。杜运燮在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官后，又参加了驻印军。参加在蓝姆迦的训练营，直至1943年回联大复学。这支军队后来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本人打得从对攻到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 
　　至1945年，前后三次大的从军运动，联大有八百余人入伍，加上长沙临大时期，共有一千一百多人。这段军旅生涯，在许多联大学子此后的人生中如影随形，他们的命运随之起起伏伏。 
　　据许渊冲回忆，一些翻译官随着美军去了美国，他自己则在这年的7月返回校园。飞虎队编入了美军部队，林文奎秘书调任成都空军总司令部，很希望许渊冲同去。但他的兴趣仍在学业上，便回校复学。 
　　8月23日，他参加了外文系为黄维开的追悼会。地点就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译员训练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师吴宓在会上回忆这个学生在文学上的非凡才华，伤痛再次袭来，在外文系38级同学（包含1939年的借读生）心中，联大参军学子中第一位牺牲者黄维，永远镶嵌在吴宓亲撰的那副挽联之中：“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这段从戎生涯也让联大学生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甄露茜在第六军服役时目睹了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军官一心享乐，随行带着咖啡可可、网球拍、留声机等；每到一地，都征用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搜求当地的美女自娱。打起仗来，师长团长远居后方，不上前线；撤退时，军官们用汽车满载物资急归，却把伤病员弃置路旁听天由命。而新招来补充第六军的士兵，为了免于出征，竟有不少人不惜跳入河中求死。（《吴宓日记》1943年9月9日）多年后，人们才晓得，这些会成为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推动力，让中国在盟友眼中从受伤的白雪公主变成邪恶的老巫婆。 
　　对诗人穆旦和杜运燮，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精神视野。当死亡成为瞬间之事，个人反而从中解放。他们因此可以抛开先验的政治立场，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世界。穆旦写下了经典之作《森林之歌》，杜运燮也写出了《滇缅公路》。 
　　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担当道义和西方的自由独立融合得自然生动。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五四一代的分裂和纠结。迄今许渊冲仍可以流利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相信自由为联大带来了成功。在同学王佐良眼里，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然而，他们注定是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 / 一个 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时代》) 
　　五十年代，因为这段从军经历，这些人都相继受到了冲击。1954年，穆旦被作为“肃反运动”中的“肃反对象”，被判刑三年，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杜运燮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谨言慎行，战战兢兢躲过了前几场运动，但在1970年，作为马来西亚归侨和前国民党军翻译官，被认为“历史和社会关系很复杂”，全家被送往山西永济的干校。几个月后，被强迫从新华社退职，成为侯马一个公社的农民。（王殊：《诗人同事杜运燮》） 
　　许渊冲被审查，幸亏夫人照君是14岁便参加解放军的老革命，才幸免成为“右派”。六七十年代，他不是挨批挨斗，便是修理地球。在烈日下劳改批斗陪斗，许渊冲便以翻译毛泽东诗词自遣。结果被造反派知晓，说他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勒令他和老领导朱树飏（联大时，他因为病休，也和许同班）互抽对方一百鞭。 
　　然而一俟形势好转，许渊冲便开始了堪称狂热的翻译工作。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把唐宋诗词翻译成英文法文，把《诗经》《楚辞》《西厢记》翻译成英文，也把《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西方名著翻译成中文。而穆旦境况稍稍好转，就想着，“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诗歌创作不许了，他便把精力放在翻译普希金、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上。 
　　90岁的许渊冲继续在他的斗室里玩味翻译的魅力。风与云在他的手指下飞驰而过，他的大部分同学已凋零作古。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是教授、翻译家和诗人。1926年，吴宓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定下了目标：“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 ; 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堪称联大（清华）外文系教育的典范。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自由、独立之现代之风骨，在大学精神衰微的当代，仍是一个教育古国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大师云集，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清华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坐标。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里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人的精神、风骨的形成，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激变；考察它形成的情境和路径，正是百年中国不绝如缕的人文源流和现代梦想。 
　　 
　　《看历史》：一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它培养了怎样的毕业生，《看历史》这次选不同年代的班级，从清华毕业生的角度探讨清华的大学精神。请您谈一谈什么是清华的精神，又是怎么形成的？ 
　　何兆武：清华最初不是一个普通学校，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它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它的建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是留美预备班。送留美的学生在出国前先经过训练，先念两年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一直到1920年代才改成正规大学。所以清华里头的那些建筑、那礼堂，都是美国式的。你到美国看看，大学都这样。 
　　后来清华觉得光办预备班，本身不是研究学术的，就增设了国学研究所。那是很了不起的。请了好几个大师，自己搞学术研究了。后来清华改大学以后，国学研究所就取消了，正式并到大学里了。国学研究所前后四年，不到一百个学生，撑起了中国国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一直到解放后，也全靠这批人。 
　　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前后只有短短四年，导师只有六位，学生先后不超过百人。然而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不妨设想，假如把当时这个为数不足百人的团队的名单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抽掉，那么，我国的人文学术将会呈现为一副何等之苍白无力的面貌。我们前辈的学人曾经高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总结清华国学院的精神。这是留给清华的精神财富。 
　　 
　　《看历史》：直到现在，这批人的影响也还在。 
　　何兆武：现在全国都在成立国学研究院。其实，国学是什么呢？北大原来有国学系，后来蔡元培给取消了。他说国学是什么呢，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讲义理的，分到哲学系，讲辞章的分到文学系，讲考据的分到历史系。所以后来北大就没有国学系，其他学校也没有国学系，解放后也没有国学系了。比如美国要是成立美国学系，研究什么呢？要研究美国历史有历史系，研究美国文学也有文学系。 
　　不过，清华那批人，都能成为某方面的先行者，开一代风气，跟他们大都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关系挺大。这是我们这一代后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前有人提“清华学派”，严格上说，不存在这么一个有一致的立场、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有意无意之中，几代清华学人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看历史》：您觉得清华在办学上有什么特点？ 
　　何兆武：最大的改革就是采取现代的教育方式，不是科举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独立性。包括北大，比方蔡元培他请什么教师，有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像请梁漱溟，他那时才21岁，还是个小青年，也没有文凭。 
　　 
　　《看历史》：您上学的时候，社会思潮中，中西冲突与融合是怎样的情况？ 
　　何兆武：现代化是共同的道路。现代化是两个方面的，一是物质上的，它摆在大家面前的，火车，汽车，全世界都在用；另外一个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就比较难说，很多民族都是物质上现代化了，但精神上还是传统的。 
　　清华很多老师都是兼通新旧两个领域的大师。朱自清、闻一多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雷海宗讲中国史，但他的理论体系是脱胎于斯宾格勒，经他自己改造过的文化形态史观。皮名举讲西洋史，他是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每每喜欢引用贾谊政论中的文字。陈寅格先生论中国文化史征引了圣·奥古斯丁、巴思卡尔和卢梭作为对比。没有对中西文化深人了解的人，是做不到的。有时候，反而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衷心尊孔，反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激烈反中国文化传统，他不仅反儒家而且也反道家。 
　　 
　　《看历史》：抗战的爆发，对清华精神的传承有无影响？ 
　　何兆武：全民抗战的时候，特别前几年，自由空气是很浓厚的。这里也有偶然的条件。昆明在西南，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可以说是半独立的。国民党的控制没那么严，这和北京情况相似，民国几个主要大学都在平津，多少带点独立性。再说龙云是地方势力，他也不希望蒋介石来插手。 
　　抗战以前，还有个党义课，党义课是必修的。我姐姐在北大，就有党义课。到我们没有了，每个星期就一个小时的军训，不是体育课，是军事操练。结束的时候还要喊口号，最后两句是“中华民国万岁 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好多人都说，现在是民国了，还要讲万岁啊。这说明学校还是有自由空气的，否则就不能这么问了。 
　　 
　　《看历史》：学校会对老师有限制吗？ 
　　何兆武：联大老师讲课完全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你爱讲什么讲什么。有的老师尽聊天。比如我研究生时上课，就两个人，上罗伯特·温德的课，到他家里尽聊天，有的和课程有关系，有的没关系。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了，杜鲁门接任，我问他对杜鲁门什么印象，他说是biggest fool，就是最大的傻瓜。 
　　也有的先生，一二三四，讲得很严格。比如郑天挺老师讲明史讲得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细，讲到朱元璋的相貌，能讲一小时，哪本书上是怎么写的，总之他的相貌非常奇怪，给人很深的印象，很威严，不怒自威。 
　　所以，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邹承鲁院士，他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有记者访问他，联大有什么特点，他说就两个字：自由。 
　　联大老师各有特点，刘文典上课尽骂人，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但是不同性格、特点的老师授课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吸收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余教科书上都有，考试时，也要求把该看的书看完，所以标准教科书你还得看。 
　　 
　　《看历史》：当时求学的条件那么恶劣，为什么却是人才的爆发期？ 
　　何兆武：你知道，给人以自由，是发挥他潜力最好的一种方式。喜欢看这个东西，你让他看，最容易吸收；不喜欢的东西，强逼着他看，不会有成绩。所以我觉得发挥个人的兴趣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看历史》：清华的学风一直比较严谨，和这种自由有没有冲突？ 
　　何兆武：那个时候北京学校流传一个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北大学生老，很多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在家乡有家学基础，傅斯年就是这样。师大不但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毕业后都有工作，所以穷学生都去师大。唯有清华可通融，是说清华条件比较好。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第一次实验，自由落体要实验加速度。在一个玻璃板上涂上白粉，要等白粉干，他们就不用水和白粉，而是用酒精。酒精多贵呀，但是干得快。在学术上，学校就舍得花钱，让学生也这么用，他不省钱。 
　　自由，它能够启发你自动学习的精神，学习要是被动的，你就学不进去。你要是有兴趣了，就学进去了，就自然严谨了。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回归清华园




     　　1946年10月10日，静寂荒凉的清华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自从1937年秋离开秀美的清华园，师生们再度聚首于此，举办复校开学典礼。 
　　自从5月份着手复员，至10月开学，五个月中，西南联大三校师生及眷属四五千人，间关万里，自西南边陲迁回平津，清华师生有二千左右。六年前，他们的校长梅贻琦曾把清华比喻作风雨飘摇之秋的一艘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驾驶者唯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此时虽有长夜漫漫之感，但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清华校友通讯》1940.9）如今，船开回了清华园。师生们发现，清华园表面仍如旧时月色。第一印象，大有风景无殊之感。然而细一看，被占八载，清华园做了日军野战医院，创痕可谓深巨。 
　　图书馆过去被当作病房，书籍和桌椅搬散了，战前藏书中日文书籍二十五万多册，西文书八万多册，合订本期刊三万多册，损失了一半以上。体育馆做了大厨房，破坏得不成样子；气象台连石台阶都移了位置；化学馆、生物学馆、科学馆，仪器和家具都一无所存。主要楼房虽然外观大致依旧，而门窗残缺，需要重新添置。要恢复水木清华的旧观，用梅校长的话说，“非以数年之人力财力不易恢复”。梅贻琦坚持教育要“多重质而少重量”“舍其广而求其深”，在有限条件下，要限制学生人数，使每一位毕业生都各具专长。（《清华校友通讯》1947.3） 
　　学生们还是很快地投入了他们所熟悉的大学生活中。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一贯充满美式教育印迹。他们的集体生活生机勃勃，充满魅力。体育竞赛、捉弄新生、校友会、校庆日这些美国大学传统，早已成为清华的传统。清华人对体育的热情尤其高昂。学校规定，无论什么季节，男女学生都要到户外上体育课，穿着短裤做健身操。每天下午五点，田径场、游泳池和篮球场都是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社会学系的张祖道用相机记录下了同学们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如今，通过他纪实风格的黑白照片，我们得以领略在校庆上清华学子的传统游戏“打驴球”“斗牛”和女学生们打排球的勃发英姿。学校里有好几个体育社团，“黑桃体育会”是复员后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金刚体育会”和“铁马体育会”则是从联大时期便有的社团。 
　　此外，学生们也可以选择参加文学、音乐和戏剧社团，以及一些研究团体。复员以来，清华新的学习团体不断地生长。美术社团有“阳光社”，音乐社团有“大家唱歌咏队”，清华合唱团则出现在校园内大部分的演奏会上；管弦乐队也组成了，在校庆音乐会、筹募贫困同学救济音乐会，以及毕业同学音乐会上，为大家演奏莫扎特和海顿。 
　　 大饭厅前、静斋过道上，贴满了“壁报联谊会”的壁报。在这里可以了解清华园内外的现实和同学们的意见。1946年12月1日，“一·二一”周年纪念，上午纪念会，晚上晚会，壁报还出了特刊。张祖道正是在这一天借了一部相机，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新宪法，饭厅门口有人贴出了一首“恭祝宪法完成”的词，文辞优美，一时观者如堵。 
　　清华仍是漂浮在浪涛中的一艘船。1946年年底发生“沈崇案”，学生们罢课，数百人进城与其他高校联合游行；1947年初，大考在即，1236人签名支持罢考，抗议历史系学生王宪铨被捕；5月17日的“反内战反饥饿”罢课一直持续到6月份。罢课，游行，把学生拉离课堂的力量愈来愈大。 
　　复员之后的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它在内战的寒风中摇曳。直至1949年1月10日，清华被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红色工程师”们的1958




     　　在蒋南翔提出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摇篮”后，他们是完整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批清华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了工程师的位置上。清华由此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桂治轮，留校；夏之熙；留校；吴立信，留校；段传极；留校；沈玉芝；不清楚；周之骥，不清楚；胥怀尧，不清楚……” 
　　钱锡康盯着手中的清华大学“1958年毕业生奖励名单”，他很快在第二排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当年毕业后钱锡康留系任教，此后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 
　　把土木系当年获奖的27个名字一一对了下，钱锡康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完全失去联系，这位现仍在清华校友会工作的清华人扶了扶眼镜，说：“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都实现了自己的毕业诺言。” 
　　 
　　■ 方向 
　　 
　　春天来了，乍暖还寒。 
　　“你们看，马（约翰）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57年11月29日晚上，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礼堂的阶梯教室里说出了此后将影响清华几代人的这句名言。 
　　44岁的蒋南翔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戴着金丝眼镜，在开口讲话之前总是不苟言笑，一旦开始讲话则是热情洋溢，其演讲的现场感染力极强。他惯常穿着一件藏青的旧中山服，一条灰色的涤卡裤子，戴一副黑白边的眼镜，蹬一双蓝色高帮回力牌球鞋。他眯着眼睛，穿行在校园里的样子，让钱锡康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三景，一个是穿着蓝布中山装的蒋南翔，一个是穿着运动短裤活跃在操场的马约翰，还有一个是穿着西装走路笔挺的钱伟长。手舞足蹈地教学生们练好身体的马约翰几乎成为清华园的体育图腾，而校长蒋南翔与副校长钱伟长之间的冲突，却更深远地影响了清华后来的学风与校风。 
　　直到80岁的时候，钱伟长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仍然对这一段历史念念不忘，他说：“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 
　　而培养“红色工程师”正是蒋南翔的得意之笔，他当年执掌清华，向中共中央报告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当时清华大学最令青年学生们心动的也正是“美丽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口号。 
　　这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在1949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顶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与风格，其影响延续至了今日。 
　　这一年，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尽管对钱伟长毫不留情，但是对学生“右派”，蒋南翔却有护犊之举。在《蒋南翔传》里记载，当时清华最初的方案是全部“右派”学生都要开除出校。但当听到上海有政策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右派”学生继续留校学习，他立即向中央建议，允许一部分“右派”学生留校学习。 
　　“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是心疼的，我们还是‘望子成龙’”他说。他后来果然说到做到，这些“右派”学生竟然全部得以分配工作。不过，他私下则对一些学生说：“业务方面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们会在政治上跌跤。”从1958年后，校长蒋南翔的讲话中向清华的学生们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听话”“出活”。他对毕业生们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 
　　清华的毕业生，此后鲜明地打上了这个“烙印”。 
　　 
　　■ 烙印 
　　 
　　春天来了，在清华园里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息。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的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一万三千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 
　　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是1958年春天清华最为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一篇报道称“化学教研室主任张子高老教授，一上台就提出了跃进的关键，他说：“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要大跃进，必须来个思想大改造。”机械制造系主任李酋山教授以“立即行动”为誓言，代表全系师生员工向化学教研室和其他单位提出挑战。提出“无保留地改造自己，无保留地帮助别人”，宣布他们全系到中午要贴出12万张大字报。学生会主席谭浩强用“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马上动手、不说空话、说干就干、保证完成100万张大字报”表达了全体同学的澎湃的热情。 
　　文章描述称：“会后，不多一会，整个清华园已变成一个大字报的海洋。”“4月1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曾昭奋在《清华园随笔》里记录道。 
　　一年之前钱伟长的反对声音此刻已然烟消云散，“又红又专”成为校园里最响亮的声音。在100万张大字报后面，则是1958届清华毕业生们的“百日设计冲刺”，这一届的学生正好是完成五年制学业的第一届清华毕业生，是蒋南翔“红色工程师”摇篮中的第一批婴儿。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几乎全部出动，他们去水库、下工厂、搞机械、在这一年的重大工程中处处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本届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会十三日开幕”，1958年8月份，这张大字报在清华校园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低年级的同学早就听说这一届学生毕业设计很“牛”，但“牛”到什么程度还是很令人好奇。 
　　这个展览后来成为清华园里反复被提及的重大事件，不仅当年的学生毕业设计被当做“红专典型”上了《人民日报》，连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到清华大学的汇报后，都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要来实地看一看。 
　　但更为长远的影响是，“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成为后来大学教育的一个模式。 
　　令钱锡康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搞出来的计算机，巨大无比。他的同学来晋炎则钻研出了一个“无线电桅杆塔”，成为当年展览上的一个相当走红的作品。连周恩来都大感兴趣，当年校报《新清华》的记者实录了这一幕：来晋炎讲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桅杆塔要用七十多吨钢，而他的设计只用十一吨多，总理又仔细看了看模型说：“啊，差这么多！怎么省的？”来晋炎讲解了他的设计的特点后，总理又问：专家肯定了吗？来晋炎回答说：“肯定了，产业部门也已经采用。”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写了自己在23种结点构造方案比较后才找出最终答案的过程后，来晋炎还着重写了自己在政治学习中的启发，所以他的毕业设计的标题是《一个轻型桅杆塔的新设计——要敢想、敢做、敢同迷信、保守思想作斗争》。 
　　今天看起来相当怪的标题，却是当年真实的现实。当年毕业班的报告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题目 “一朵技术革命之花”的实质是“谢行健、贡华等同学改进丰满水电厂用电设计方案，节省资金72万元”；“莱茵河上的神话被打破”，讲的是水利系府仁寿等人做变态模型试验的故事。 
　　在当日的语境中，红是第一，专是第二，决不能颠倒顺序，必须是“又红又专”。 
　　“新中国的工业大学是否能够培养工程师？现在的事实说明，就在毕业设计的工作中,很多学生已经卓越地完成了现场工程师的任务。”时任校长蒋南翔在毕业典礼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批评“有一种人，他们只为自己，只想做人上人。在封建时代，是要做帝王将相，争夺天下和功名富贵。现在是要做‘精密机床’‘专家’‘科学家’以获取个人名利。” 
　　看起来，他仍在隔空回答一年前钱伟长质疑“红色工程师”的疑问，1958年的毕业生们 “真刀实枪”的毕业设计让蒋南翔的答案更加铿锵有力。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红色工程师”们的1958



     不过，工科类的学生对搞技术仍然有抑制不住的热情。21岁的顾晴霞一心想做一个钢结构的毕业设计，不料导师陈肇元却让她做一个竹结构设计。“钢结构作不成，作个混凝土结构也好想一点，怎么弄个竹结构？真是想不开。想来想去，想到重庆的捆绑吊脚楼，想到重庆土木工程学院杉篙捆绑的大饭厅，哪一个都不是大学生干的！我读了五年书，末了让干捆工的活？简直窝火到了极点！于是决定找指导老师评理去。” 
　　顾晴霞去找陈肇元，一开口就跟他要钱，陈肇元很奇怪，问她：“同学，你很困难吗？”她说：“不是，只想要点路费回四川，请几个捆工（架子工）给你捆个体育馆，用不着我作毕业设计”。 
　　做竹结构毕业设计的同学有两位，陈肇元很生气地说：“你们两个是我专门从系里挑出来的，你怎么还这样不识好歹？！”听说是“挑”的，顾晴霞不免有几分得意，渐渐地沉下心作设计。但是令她失望的是，盼了很久的毕业答辩，土木系只选了两位同学答辩。 
　　在毕业设计中有出色表现的来晋炎不仅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而且是作为“红旗”的榜样登台，另一位酷爱力学、对其他学科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平日显得有些孤傲的代惠谅则作为白旗被“拔”上台。 
　　据统计，清华前后插了500面红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师和100%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于是，“红旗高高树起；白旗被拔掉，资产阶级专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们的头脑就解放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大高涨，敢想敢干在师生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时隔53年，钱锡康仍然记得当年那篇发在《新清华》校刊上的报道，那一年的毕业生们意气昂扬：“1958年的春天过去了。……但是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学生时期的‘最好的春天’”。 
　　 
　　■ 分配 
　　 
　　钱锡康在自己的毕业志愿上挑选了一个最遥远的地方：新疆。 
　　这一年的毕业生如蒋南翔在毕业典礼上所言“‘要服从工作分配’，在去年毕业同学中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你们在实际中已经解决了。你们100%地表示服从分配，绝大多数都要求去边疆，去最艰苦的地方，做最艰苦的工作。”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将一些不服从分配的清华学生，分配到了最为边远的地方。但是这一届的学生是当作骨干前往全国各地，除了自己写申请书外，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已经列入计划。这是第一届统招统分的清华毕业生，在毕业前由各地上报给教育部的名单中，已经列出了详细的用人计划，最后的名单则由中组部及教育部共同圈定。 
　　钱锡康说，毕业分配名单下来的时候都非常具体，新疆三个人、青海三个人、宁夏三个人、西藏三个人……接下来就由系里的党委书记和系主任确定人选，最后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同学。 
　　作为1956年就在学校入党的优秀分子，钱锡康最后接到的通知是：留校。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学生中，有20人获得了毕业生优秀奖章，有148人获得了毕业生优良奖状，钱锡康是其中之一，作为“又红又专”的精英，他们中的大部人被留在了清华。 
　　此年清华培养出了1432名毕业生，这相当于清华大学从1928年到1949年近二十一年间工科毕业生的总和。这令校长蒋南翔十分高兴，在毕业典礼上他说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话，令学生们至今难忘，这位校长认为只提“要服从工作”和“要做好工作”对这些优秀的清华毕业生来说，是太低估了。 
　　所以他要求：“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8月28日，清华大学毕业典礼在清华大礼堂举行，正在北京第二毛纺厂搞设计的钱锡康缺席了这场重大的毕业盛典，他们那一届的许多学生都因为忙于“建设”而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以至于多年后再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在争论当年到底有没有举行毕业典礼。 
　　事实上，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班级都没有留下毕业照。 
　　一部分原因是毕业生们被抽调前往各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毕业设计，另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扛红旗”与“扛白旗”的同学们互相不愿意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因为这意味着“政治立场”。 
　　同一天，福建沿海万炮齐轰，令这一代人记忆犹新的“金门炮战”开始了，却像是给清华毕业生们壮行的礼炮。因为当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赶在这个时候毕业的清华学生们，正是承载着“超英赶美”的厚望前往全国各地。蒋南翔校长的毕业讲话言犹在耳：“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它就将在不久的历史时期内，在你们的双手下建立起来！” 
　　水利系的毕业生们在一封决心书上写道：“我们这批年轻的水利工作者，决心……要把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修成处处花果山，条条米良川，要把几十倍于三门峡的长江三峡修建起来！我们要把青春和劳动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从文字到行动，都沾染着那个时代狂热的“大跃进”气息。 
　　 
　　■ 跃进 
　　 
　　那是一个“大干快上”的年代。 
　　1958年的夏天，报纸上流行的尽是让年青学生们血脉贲张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 
　　这些立志要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挑战，或者说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并没有吹牛。 
　　“你们能不能为国务院设计一个食堂，我向你们订货？”在参观清华毕业生展览时，周恩来的这句话让学生们十分兴奋。 
　　钱锡康回忆说，后来没有真的去修建或设计一个食堂，但这一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建设工程。有一项是给“柬埔寨设计一个年产量一千吨至两千吨的水泥厂”，当时已经毕业的土木系和建筑系学生中有27名学生留校，从8月31日开始上马进行粘土水泥研究和生产，当年获得优秀毕业生奖章的冯乃谦、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都曾参与粘土水泥的研究工作。土木系专门建立了建筑材料与制品专业实验室，结果在当年国庆节的时候，真的试制成功了300号水泥。于是11月15日就在东直门外与北京二建公司合建了一个1000平米的粘土水泥试验楼。不料，援柬项目在1959年后发生了变化，但是粘土水泥300号则已经推广到全国去应用了。 
　　1958年毕业的这一届清华学生，几乎没有过渡期就直接进入工作状态。8月28日毕业，两天之后就开始了工作，何思勇回忆称，“那一年的8月30日，清华的16名应届毕业生从北京到了长春”，他被分配到了吉林省设备安装公司，接到的第一项任务竟是设计及制造一台桅杆式起重机，当年冬季就要投入使用。在清华，何思勇学的专业是房屋结构，但是现在却要设计起重机。 
　　怀揣着“走向生活”，轰轰烈烈建设边疆的顾晴霞心中有些失落，她被分往四川成都，随即被安排到当时由一所夜大改制的成都建设学院当老师，她是那个“大学”的第八个正式职工。 
　　同学们奔赴各地，钱锡康却被留到土木系教研组工作，这一年土木系出现在学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的有12人留在了清华。但是6个月后，钱锡康被调去担任大一新生辅导员工作，这意味着——这个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只有一门课没有得到5分的“蒋南翔奖学金”获得者，从此将与学术道路“绝缘”。 
　　1958年的清华毕业生们，很多人都曾遭遇过同样的经历，被突然安排去从事与自己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我从入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原来我自己想干的事情。”钱锡康说，他报考清华时的志愿是“水利”，结果被录取到土水系，专业学的是“给排水专业”，倒是沾了个“水”字，但是跟水利是没有半点关系了。成绩全优的他毕业后开始在教研组，还教了两天书，却因为当时清华要加强辅导员工作，于是转而做辅导员，之后在武装部、校医院、党办、校办工作，什么岗位需要去什么地方。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红色工程师”们的1958



     　　何思勇也走过同样的路程，从工程设计、施工、教学、理化检验、外语资料翻译、行政领导、人大工作，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 
　　许多人五十多年后谈到这个问题，都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然时代也不允许他们有选择。蒋南翔校长的“又红又专”“听话”等教育理念对他们影响至深。不过，那年毕业的大部分土木系专业的人还是留在了他们熟悉的领域。钱锡康说，那些去了青海、新疆、宁夏等地的同学，大部分一辈子扎根在当地，再没有回到北京。 
　　被分配到成都建院的顾晴霞也作为先进分子，参与了“跃进”工程。其时因毛泽东在川视察时说都江堰鱼嘴适合修水电站，于是在鱼嘴集结了十万民兵开始大兴土木。作为“培养对象”，顾晴霞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民兵班班长、省级机关民兵团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女子民兵排副排长；并承诺在元旦时给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发手枪…… 
　　“培养对象”顾晴霞每天兴冲冲地上工、不遗余力地劳动、有大半个月在岷江河滩上挖来挖去，却未见什么成效。一个月后，没来得及领上“手枪”，顾晴霞就又被单位调回去参加别的工作。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四川省一下子开工了紫坪铺、大洪河、大桥、富林、鱼嘴、铜街子、坛罐窑、罗江口、苏滩等十余处大中型水电项目，但结局都不怎么理想。 
　　之后在一份专家报告中，邓小平批示道“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泽及川西，名垂千古。现在毁堰修水库，岷江上游水涨时，沙石俱下，淤积水库内，将要冲垮水坝，洪水冲击川西平原，后果不堪设想，将要遗臭万年”。（安法泰，《阎秀峰同志的革命生涯》）1961年，邓小平视察西南时，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说，要“当机立断，将（鱼嘴）水库毁掉”。于是这个跃进中的产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跃进”之风在清华校园里也开始刮了起来，钱锡康记得当时蒋南翔说：“连宋庆龄主席的后院都开始炼钢了，我们不炼说不过去了。”不过，他的炼法与别人不一样，据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滕藤回忆：“他说，钢铁可以炼，铀也可以炼嘛！所以工物系就没有去炼钢，就炼铀了。”在钱锡康的印象里，清华的大跃进也都是根据各个专业对口去跃进，水利系修水库，机械系搞拖拉机，建筑系搞工程。 
　　跃进热潮中清华毕业生们很多都是冲在第一线的，因为“又红又专”的他们需要证明自己，若干年后他们回顾彼时彼地的行为，难免苦笑连连，但在当时却从未怀疑。 
　　 
　　■ 起伏 
　　 
　　钱锡康认为自己这一届毕业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在清华是第一届比较完整的完成了五年本科教育阶段的毕业生，虽然经历了反右，但是没有停课；也没有劳动过多，刚开始生产实践，就毕业了。前面几届的学生学制还不完整，后面的学生则受到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冲击。” 
　　这届完整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们大多留在了清华校园，一部分转而成为辅导员，一部分则接过了教育研究的重任，他们是清华承前启后的一代。 
　　但是他们毕业后也都几经起伏。顾晴霞所在的建院没有实现“跃进”成为大学的目标，反而跌成了一个“中专”校，这让她颇受打击，“想起在北京的日子，简直像梦一般。”但更大的考验在后面，之后下放工厂劳动，烧过热水、洗过石子，卖过厂里生产的小商品火钩、锅箅、水泥猪食槽、钢筋床。跟着建筑公司搞三线建设，进入贵州大山，每天上班下班、开山放炮、看图制图，虽然躲过了“文革”冲击，但是生活并不安稳，工作也是大起大落。直到1979年，这位清华毕业生才被提任为中建三局三公司工程师，得以施展其才华。 
　　北京人何思勇前往吉林，改行研究起重机不久，就把力工、技工、瓦工、木工这些所有建筑行当都研究了一遍，他日后回忆称，这段经历虽然使他错过了取得突出专业成就的最佳时机，但却使他在设计与施工的工作中更加脚踏实地。1978年之后，何思勇调往河北石家庄市，此后历任建筑工程局局长、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钱锡康后来调任清华大学校党办工作，在“文革”中被看做是党委副书记刘冰的“爪牙”，虽然没有受到批斗，但也被下放去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不过，这倒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再度拾起自己专业的机会，把扔下很多年的课本拿起来时他颇战战兢兢。1978年之后，回到校党办不久，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李传信晚上找钱锡康谈话，宣布任命他为后勤党委书记，此时清华在“文革”中被毁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视后勤工作为畏途。 
　　“听话”的钱锡康于是走马上任，有人不解地问他“你犯错误了？怎么从办公室主任贬职到了后勤。”但是辅导员出身的钱锡康自然不会如此理解问题，他一根筋地要负责到底，于是又干了14年。 
　　“来晋炎还在清华，冯乃谦也在清华”，在现在的校友总会办公室里，钱锡康看着泛黄的毕业生名单，寻找着那些曾经出现在1958年优秀毕业生奖励名单中的佼佼者，在工程物理系的优秀奖状获得者中有后来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当时没有出现在名单中的梁尤能后来成为清华的常务副校长，之后出任了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李龙土其时也榜上无名，而他的太太桂治轮则名列榜首。 
　　当年全校优秀毕业生名单中还有1958届电机系优秀毕业生劳安，其同届同学也有很多人留校任教。但劳安因受到“右派”丈夫朱镕基牵连，之后下放到地方工作。据清华大学校友网载，卸任总理之职后的朱镕基曾在2006年清华大学95周年校庆时携劳安一起回校与同学们相聚，其时他透露称自己一家人都是“清华人”，因为劳安在清华就读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而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 
　　1958年这一届的学生中出了4位工程院院士、3位科学院院士，但是更多的是总工程师一级的同学，钱锡康说：“要说‘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届的学生名副其实。”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黄河的学生们




     　　不仅是三门峡，这条黄河就是水利人最好的老师。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战胜自然的技术，更有价值的是人类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的相处之道。 
　　1989年元旦刚过，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称黄委会）主任的纽茂生就约黄委会干部处处长冯国斌去谈话。纽茂生问冯国斌：组织上想提你到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任副局长，想听听你的意见，愿不愿意去？冯国斌答道，能到三门峡，你不提拔我，去当处长我也愿意。 
　　早在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时，冯国斌就想去三门峡工作，但他最终主动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该系“七条汉子下天山”中的一员。冯国斌是水动专业，在新疆工作的16年中，参与了多所水电站的建设，他对水电情有独钟。 
　　1981年从新疆调到黄委会时，冯国斌又提出过要去三门峡。但仍没有如愿，这一次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曾是黄河中游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个力图“一库定天下”的水利枢纽。这个自从建成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造的水利工程，曾让多少水利人在此“折戟沉沙”。但对于专业学水利，又半生从事水电工作的冯国斌来说，去三门峡工作，去治理中国最难治理的大河，却是一个多年以来挥之不去的情结。 
　　 
　　■ 少年治水梦 
　　 
　　1953年，黄河洪水，黄河中上游的各支流也发了大水。冯国斌此时正考初中，他的家乡山西晋城在黄河一个小支流丹河边上，这一年也发了洪水。就在进城赶考的路上，他看到有路人被大水冲走。 
　　建国初期那几年，黄河、海河洪灾频繁，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黄河洪水，22300立方米/秒的洪峰，创下了黄河洪峰的最高纪录。此时已经读高中的冯国斌，在他的家乡晋城大阳镇，再次看到了被大水冲走的老妇从村子前漂过。 
　　为了治理黄河，1957年，三门峡水利工程正式开工。此时，冯国斌已经是晋城一中的一名中学生广播员，他曾用充满朝气的声音，朗读着4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正是1953、1958年的洪水，让他在高考前立下志愿：一定要读水利系，治理黄河。 
　　20世纪50年代，也是新中国治水的开端。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黄河岸边的郑州邙山上留下了一张双手扶着膝盖坐在山头上的照片，这是他第一次考察黄河。他问当时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化云回答：“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毛泽东临别时嘱咐他们“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同年，新安江畔一个平静的山谷，先是来了勘探队，接着进驻各路施工大军，重型工程车以至火车都隆隆地开了进来。1957年，前期的勘测阶段完工后，紫金滩桐官峡谷从此有了中国自己设计施工、自制设备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 
　　从小学起就看着新安江畔建水电站的陈士贵，1953年儿童节前，给上海出版的《儿童报》“我的理想”征文投稿，说自己将来要做一名水电建设工程师。《儿童报》很快就刊出了他的这一“理想”。这一少年时的理想鼓励他在1959年高考时，填报了6年制的清华水利系本科，并被第一志愿录取。 
　　1959年9月开始，来自黄河支流的冯国斌、新安江畔的陈士贵和海河边上的孟繁雨、王玄龄成为同学。他们，以及另外一百多名全国各地的高中毕业生，一同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 
　　 
　　■ “水5”新生 
　　 
　　这是一批平均年龄18岁的大学新生，他们是水利系1959级，将于1965年毕业。注册后他们有了个共同的名字——清华“水5”。“水5”共有142名新生，包括复学生和由其他系转入水利系的，来自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工科专业特有的男多女少的情况一如既往：女生只有22人。“水5”的学生年龄最大的22岁，年龄最小的胡锦涛还不到17岁。“水5”级共有五个班。由于水利系特殊的专业要求，从“水51” 到“水55”经常分班和重组，所以“水5”同学亲如一班，毕业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次活动都是以系为单位。 
　　这批水利人对黄河的了解，始于一句话：黄河是全世界泥沙最多的一条河。 
　　关于这条河的一个著名争论，从他们入学前两年开始，到他们入学时已经平息，对于黄河的治理已经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案进行，曾经对苏联方案提出反对意见的张光斗和黄万里，仍在水利系授业。 
　　1961年，黄万里50岁，给清华大学水利系“水5”上“水文课”和“流域规划课”。水动是1963年开始上黄老师的课。今天黄万里的这些学生，也大都70岁了。谈到当年黄老师上课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黄万里在1961年给“水5”讲大课时，这位早年留美的水利专家，已被定为“右派”4年了。但黄万里是个乐观的人，每天依然是灰色蓝格西装、白衬衫、打领带，整洁考究。他方面大耳，面色红润，嗓音响亮。“黄先生讲授水文概率统计皮尔逊三型曲线时，显示出他深厚的数学功底”，他当年的学生、“水5”的孟繁雨这样回忆。 
　　“水5”的水文实习是在清华园进行的，原因是经费紧张。当时是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结束，这年夏天的实习课，黄万里亲自带队，别人都戴着草帽，唯独他什么帽子也不戴，顶着烈日跟着测量组跑来跑去。会游泳的孟繁雨下到河里测水深时，听到岸上的对话。他同室的李有林问：“黄先生，您怎么不戴草帽？”黄万里答“我没帽子”。这四个字，在水下的孟繁雨听起来，意味深长。冯国斌也记得，“黄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是右派”。 
　　清华“水5”是1959年入校，幸运地没有碰到1957年的“反右”，在校期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只赶上了“持续大跃进”这一政治运动的尾声。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1961年10月以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清华大学贯彻“高教六十条”，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工作开始恢复到“反右”运动以前。从这时开始，学生看专业书也不用在外面包“毛选”的“书皮”了。 
　　 水利系自从1952年招生以后，招到“水5”时，已有七百多学生，在清华11个系中是小系。但是名教授多， 留美回来的，有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还有张光斗、黄万里等。此外，还有留苏、留欧的教师。 
　　水利系主任是张任，张光斗是副主任，张光斗同时兼任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水力学教研组主任是夏震寰，土力学教研组主任是陈梁生，水能教研组主任是施嘉炀，水利施工教研组主任是陈祖东。这些老师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不仅师资力量强，水利系还有新、旧两座试验大厅。 
　　 
　　■ 两位异见老师 
　　 
　　张光斗和黄万里两位老师，都在课堂上讲过：三门峡水库设计中也安排了一定的供泥沙淤积的死库容，可泥沙刚一入库，流速一降，就沉在离大坝老远的水库入口处了，这叫“拦门沙”！ 
　　“整个关中地下水位飙升，造成渭河两岸沃土盐碱化。你们要牢记民以食为天。”孟繁雨记得黄万里讲过。 
　　上个世纪50年代末，黄河上的那个著名争论，正得从这两位老师说起。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成立。1月，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克洛廖夫率领一个120人的专家组来华。在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行程一万两千多公里的黄河现场大查勘后，选中了三门峡作为在黄河上建大坝的坝址，否定了中方专家黄万里、张光斗提出的在三门峡以下八里胡同选坝址的提议。 
　　黄河上自古有一个传说，“圣人出、黄河清”。在那个年代里，不少人希望用大坝工程蓄水拦沙，实现盼了几千年的“黄河清”之盛世景象。而苏联的设计方案显示，三门峡水库实现水力发电的话，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就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黄河的学生们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出现了建高坝拦洪蓄沙的“高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的低坝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黄万里这位“反上派”——只有他反对上马三门峡项目。 
　　黄万里认为坝址不能选在三门峡这个泥沙淤积段上，否则水患将从下游移到中游关中平原。而苏联专家认为，在黄河中游河南省陕县和山西省平陆县境内建这个大库，可以“一库定天下”。 
　　然而，德国的水利专家在遥望亚洲这项正在热烈争论的工程时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黄万里还有个观点，在当时是超出人们认识的，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能起到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们所期望的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并不利。 
　　七天争议，黄万里反对无效。 
　　于是，黄万里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如果一定要在三门峡修坝，就不能堵塞排水洞，以便将来设闸排沙。这个要求得到了与会中国专家的一致同意。 
　　施工时，苏联专家还是要求把底孔都堵死了。他们认为保留孔洞没用。 
　　曾经对苏联专家堵死底孔提出反对意见的张光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建议不要把导流底孔封堵，把进口闸门设计成能启闭的，这样洪水时泥沙多可开启闸门，导流底孔可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黄河水清时可关门蓄水。苏联设计主任工程师克洛廖夫不同意……双方争论起来。同意我意见的少数人不说话了，但我仍坚持己见。克洛廖夫问我，设计谁负责。我说当然设计院负责。他说那么听他的，要我不要提意见。我说是水利部请我来的。那时部内有同志拉我出去，劝我不要再争了，会成右派的，于是我不讲了。” 
　　曾经想阻止这支轰轰烈烈的大军进驻会兴镇的黄万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很快就下到密云去修水库，住地窖子。 
　　从1956年开始，全国水利系统抽调了各地的专家和施工单位，一个六千多人的陕县会兴镇，一下子就进驻了两万人的工程大军，还有上海内迁厂等。 
　　1958年至1959年间，苏联水利专家多次到三门峡工地考察进展，每次都惊叹中国工程的进展神速。 
　　 
　　■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9年秋天，学校受政治运动影响明显少了，但仍然有一些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入学时，新生们赶上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水利系组织学生，到工程物理系宿舍楼看小字报。然后让同学们把自己的思考用小字报的形式写出来，挂在宿舍走廊中进行“鸣放”。 
　　1960年春天刚刚到来时，学校里搞“红”“专”大辩论，“水5”在北院104教室开会，秦文霞的志愿是当工程师，这种志愿一下子就成了“又红又专”的对立面。 
　　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但相比于57级和58级的校友，59级有了较为平稳的书桌，专业上也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期间，刚刚欢庆过开闸蓄水的三门峡水库，到了1960年9月已发现入库泥沙的93.2%淤在库内。距坝址113公里的潼关河床高程淤积抬高4米多。1962年3月起，三门峡水库被迫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敞泄不发电运用。由于三门峡到1964年10月，总计淤积达42.7亿立方米，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1963年8月，“水5”的“水利工程施工”实习安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青铜峡水电站工地。在黄河沿岸，他们看到了先民们两千年前在银川平原上先后留下了“秦渠”“汉渠”和“唐徠渠”，使这里成为“塞上江南”。 
　　青铜峡水电站是河床式的，孟繁雨在木模班跟班劳动，白天给师傅打下手，协助给未筑坝块支混凝土木模板，给已筑并养护到期的坝块拆木模板，晚上他就给工人夜校讲初中代数课。实习了近两个月，学生和工人师傅情同手足。 
　　夜里，“水5”的同学和他们的师傅席地坐在浩瀚的星空下，看着联欢晚会，高唱《水利建设者之歌》：“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一旦建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旁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在1965年以前，清华水利系的毕业生，分配方向就是“三院”：科学院、设计院、学院。从1965年起，有了三个新的分配方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地方。还有一句不成文的通则是“女同学跟对象”。几乎人人都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 
　　孟繁雨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情景，“定的就是这些坑，这些萝卜你就得去，那些最危险的坑他们跳了，我们就可以不跳，跳一个比较舒服的坑。”他说的那些萝卜和坑，是冯国斌、顾烈烽为代表的“七条汉子下天山”。 
　　“水5”同学在《水利建设者之歌》的歌声中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参加工作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文革”期间，孟繁雨于1968年4月回过一次母校，时间还在清华两派大武斗之前，但是学校已经成了“战场”，此后直至1976年，他再也没有回过清华。他不想再看到痛心的场面。 
　　也就在此后不久，“干部下放”“五七干校”这样的时代词语，就频繁地与“水5”的同学们捆在了一起。 
　　孟繁雨毕业时分配到水电部水利水电施工研究所，同时分去的有孙耀增、王树德、刘永清、丁连盛。1969年3月到1970年9月一年半的时间，孟繁雨和刘永清被下放到水电部青铜峡“五七干校”，在中滩四连一班种菜。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孟繁雨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直到分配进干校还没有把问题鉴别清楚。在干校继续进行人事鉴定的时候，多数同事都不再敢说对他正面肯定的话，只有刘永清在会上发表意见：“孟繁雨同志做人很纯。”在刘永清那次仗义执言五年之后，水电部有关部门才对孟繁雨正式做出了“经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 
　　 
　　■ 改建三门峡 
　　 
　　这一时期，这批学生的老师黄万里已从江西下放地调到了三门峡。三门峡多年的泥沙淤积，从建成的第二年起，就一直在考虑改建。 
　　张光斗的记录是：“1961年过汛，三门峡水库果然淤积，潼关水位提高，危及西安。 
　　周恩来于1960年、1963年、1969年三次主持了治黄会议，提出泥沙淤积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为加强三门峡第二次改建的技术力量，周总理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 
　　在三门峡工程需要补救的时候，政府方面又找到了张光斗。 
　　“1962年汛后，三门峡水库淤积更为严重。水电部又召开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库防止淤积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为必须设法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对于打开导流底孔，有些同志说，经过计算和试验研究，打开底孔，结构上不安全。我说如果库水位降低到330米高程，结构就安全了，大家又不同意。”（张光斗《我的人生之路》） 
　　1963年冬天，周恩来参加了水电部关于治黄会议的最后两天议程。周恩来说：“我也同意原来设计，也有责任，现发现水库淤积，危及西安，提高了认识，就应该调整做法。”最后由周恩来决定挖左岸两条隧洞，进行泄洪排沙，汛期库水位不超过330米高程，最好更低些。 
　　自此，三门峡开始了它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造工程。水库淤积虽然变缓，但是排沙能力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泥沙越积越高。人们开始认识到大自然能量的强大，是人的意愿所不能违抗的。 
　　下放在青铜峡的孟繁雨就在黄河岸边，感受到了自然力的无情。 
　　196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黄河发大水，干校紧急招集百十名男性青年学员，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开赴到黄河左岸一处弯道的堤坝上抢险。27岁的孟繁雨，年轻力壮，加入了这一抢险队伍。“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粗大的砂砾料装进草袋里，抬到丁坝坡码放起来；推土机连根推刨出几米高的大树，用双股8号铅丝的一端捆绑牢树干，另一端捆绑预制混凝土轨枕后，再把轨枕置于近2米深的坑中填土，形成‘地牛’，在树枝上，也捆绑若干个预制混凝土轨枕，由众人翻滚挂置在丁坝坡。河工称这一作业为‘挂梢’。挂了几个‘梢’后，冲向堤坝的洪水被明显地‘挑’了出去。大家欢庆成功的声音还未落，黄河上一股一米多高的浑浊主流突袭过来，一眨眼半个丁坝连同几百个麻包和几个‘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年轻人都被惊呆了；开车载我们来的水电部的一位老司机，大声感叹：‘这就是黄河啊！’”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黄河的学生们



     　　黄万里就是在改建三门峡的历史背景下被调到三门峡的。1971年他到三门峡水库后，不是被安排参加三门峡的改建，而是去打扫厕所。从1969开始，清华大学水利系在三门峡当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并计划把水利系搬到三门峡去。 
　　进入1970年代以后，在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教训面前，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了第二次改建，水电站改为低水头发电。当服从政治在科学与自然面前遭遇失败后，尊重科学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早已建成的坝体中，将在287米的低高程处，重新炸出多条直径10米的大孔洞，以便安装低水头的发电机组。另外，当年堵死的8个底孔，为了排沙也炸开了。 
　　三门峡第二次改造接近尾声时，“文革”也结束了，1977年恢复高考，清华水利系的老师才陆续回到北京的清华园。 
　　不久，三门峡的第三次改造也在1980年代初动工了。这次是实施泄流工程的二期改建，就是要把当年被苏联专家封死的底孔，在安全、稳定、止水良好的情况下重新打开。 
　　自然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清华大学有不止十位泥沙专家，都是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失误和改建中，走出来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是一条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最难治理的河。1950年，印度召开的世界水资源大会，预言黄河将在50年内消失。事实上，黄河也的确断流过，最长的一次长达7年。围绕三门峡工程所做的各种努力，成了在大江大河上建大库的样本。 
　　几十年过去了，黄河水依然夹杂着大量泥沙，浑浊并堵塞河道、抬高河床，这就是黄河。对大自然进行了几十年的认识和摸索后，人们不得不承认，黄河它就是清不了，不要再考虑它出不出泥沙。只要黄河资源能持续地用，持续发展就好。 
　　黄委会的“老清华人”冯国斌说，人定胜天不可能，人与自然只能由不和谐到和谐，清华精神就是求实，工程上半点虚假也不行。三门峡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你说是反面的、正面的都可以。 
　　 
　　■ 黄河的学生 
　　 
　　从三门峡水库往下130公里处，1994年开始兴建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小浪底工程大坝副总监理工程师陈洪天是清华“水5”人。 
　　1994年9月小浪底水库主体工程开工，3年后实现大河截流，1999年底第一台机组发电，2001年12月31日全部竣工。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成功，基本解除了黄河下游凌汛威胁，可滞拦泥沙78亿吨，相当于下游河床20年不淤积抬高。 
　　1999年3月2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视察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工地，还见到了自己清华水利系的同学。这一次视察的感慨，他在同年4月返校参加“水5”入学40周年纪念聚会时，和同学们谈到过：“现在的水利水电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与过去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还回忆起自己上世纪60年代末在刘家峡水电工地工作时，当时刘家峡的施工装备和施工技术在全国是领先的，但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也就是有几台缆机，几台塔吊，载重汽车和六方的混凝土罐，仅此而已。他认为，最根本的还在于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的施工技术和管理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现在的水平。(《办好水利事业，为国家为人民做新贡献》) 
　　黄河小浪底大坝工程是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后的补救，小浪底工程的设计和调度吸取了三门峡的经验和教训，小浪底对于泥沙和泄洪管道的设计，就是在三门峡重新开挖底孔的教训上得来的。 
　　从2003年开始，小浪底水库通过控制流量和流速等方式，把库区和下游泥沙冲入大海，称为“调水调沙”。至今十次调水调沙已把下游河道部分河段的河床降低了1.5米至2米。 
　　三峡工程同样吸取了三门峡工程的教训和许多重要经验，三峡工程的总工程师张超然和副总工程师秦锡翔，也都来自清华“水5”。 
　　孟繁雨曾感慨道：“不是黄万里教课，是黄河教课!人和自然不和谐就要受惩罚。你能把黄河打成右派吗？受到自然惩罚的人再不调整好关系，那就叫天灾加人祸。” 
　　2010年10月，“引黄济津”潘庄线路调水工程正式通水，一千万天津人民每年可得到八亿立方米黄河水的滋养，“我老伴鞠慧敏天天说，咱天津现在用的就是黄河水，来之不易。她叫我把洗涤用过的水存储在桶里，冲厕所时用。”围绕水工作了一辈子的孟繁雨，在家这样被老伴提醒着。 
　　据不完全统计，“水5”同学中，一直在或曾经围绕黄河工作过的有厉易生、冯国斌、黄树茂、陈伟煜、阎宗泽、胡锦涛、刘永清、孟繁雨、文航玲、王信茂、汪恕诚等41人 。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是一批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着特殊身份的大学生，许多人还没来得及选择就被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不仅是背着麻袋来装知识，更是来“上大学，改造大学，管理大学”。 
　　1974年夏天，20岁的清华雷达专业新生，庞亚军从北京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来到上千公里之外的四川小城绵阳，因为坐车的时间太长，他脚上的翻毛皮鞋都脱不下来了。刚刚下车，他就发现这里居然还有麻风病人，而街上挂的横幅上则写着“一定要消灭血吸虫”，这些景象使他感到特别惊讶。 
　　下火车后，学校接站的班车还没有来，他和同行的同学到小饭馆吃饭，饭是用当地玉米面蒸的，他刚吃了一口就被一个乞丐抓了一把，只好整碗给了那个乞丐。绵阳火车站距离他要去的清华绵阳分校还很远。不一会儿，他们等到了来接他们的分校老师。校车驶过一条漫长而颠簸的石子路，来到了位于绵阳北郊青义镇山上的清华绵阳分校。在路过青义镇的时候，老师还特别警告大家：不要把头往车窗外伸，因为当时青义镇附近还有盗贼，可能会有人从山上推石头下来。当时绵阳周边并不太平，他记得因为学校地势高，晚上可以从楼上看到老远有信号弹发射，在夜空中一闪一闪。 
　　这就是1974年9月，庞亚军最初到绵阳时的情景，从此，他正式开始了自己作为清华绵阳分校雷达专业4班学生的三年半岁月。 
　　 
　　■ 到三线去 
　　 
　　绵阳分校之建立，源于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 
　　当时越南战争正在进行，西、北部的边境线上，苏联虎视眈眈，中印边境地区也问题不断，国家领导人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备战的气氛。 最初搬迁到三线的主要是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单位，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讲：“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搬到三线去”，揭开了大学、科研单位向三线搬迁的序幕。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清华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被叫到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同去的还有北大的一位代表，时任教育部长的杨秀峰向他们传达了关于“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说是一旦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 
　　办分校、建三线，这在当时显然是战略大事，刘冰回去后，清华大学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不久，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亲自到绵阳选址决定在此地建立分校。同期决定建立的还包括北大的汉中分校。（《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校址选定后，很快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八位老师带着两届毕业生设计分校校舍。当时他们就搭帐篷住在青义镇，每天步行到分校所规划的山头去画图、设计、计算。这批学生中，据称包括后来出任建设部部长、副部长的叶如棠和赵宝江。 
　　因为有战时将整所清华大学都搬来的考虑，所以校园规划十分庞大。当年分校教师、如今西南科技大学的姚荣东书记听来得早的同事说，清华绵阳分校最早规划区域甚至包括如今学校对面的山头，还准备在山头之间架桥梁，计划十分宏伟。 
　　但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清华校园，清华全校“停课闹革命”，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师生纷纷离校（金富军：《“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华大学》）。整个分校建设无法按原计划实行，最初清华大学计划搬迁五个系来绵阳，后来变成三个系，最后真正搬来的只有无线电系的一部分。无线电系雷达二班的同学还记得，在他们入学之后，校园里曾经有一大片为预备建造教学楼而平整的空地，后来其他系不来了，空地都改为了水田。 
　　无线电专业对于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在国防方面尤其如此。这大概是清华选择将无线电系迁到分校的重要原因，在同时建立的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所搬迁的三个系中，也包括了无线电电子学系。 
　　清华无线电系师生是分两次离开北京去往绵阳的。第一次是1966年11月30日，无线电系教职工及家属七百余人到达四川绵阳分校工地。第二次是1971年12月11日，绵阳分校大体建成，赴绵阳分校的教职工再次出发。最后，在北京的清华总校，整个无线电系只留下了一个电视机教研室（《清华大学九十年》）。 
　　清华绵阳分校，是在山头上一点点长出来的学校，几乎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都参与了建设工作。据当年清华绵阳分校的青年工人回忆：“当时每个人吃了饭都要去对面山上运一次石头，讲师、教授们也要运，有的时候还要运两次，每次来回都要一个多小时。”即使到了后期，分校开始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后，每个教师也要轮流做半年基建工作，此外每周还要劳动半天。 
　　从北京清华分配到分校的教师中，有14名正副教授以及几十名讲师、助教。那段特殊岁月，教授也一样要参加基建工作，因此即便是一些简单的工程，也用上了当时的“高科技”。雷达专业的张老师是享誉全国的定向爆破专家，学校的游泳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定向爆破出来的。庞亚军记得自己当时游泳特别厉害，百米蛙泳全校第一，本来要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可惜后来因为开始“批邓”，没有能够成行。毕业后，他也常常会回忆起那泓映衬着梧桐树影的清水。 
　　 
　　■ 特殊的学习岁月 
　　 
　　庞亚军等人到来时，已是清华绵阳分校的第四届学生了（1971年停招一年，因此74年入学为第四届）。他就读于雷达专业，雷达四届一共有八十多个人，本来是两个班，临近毕业时合并成一个，因此他所在的班级又被称作“雷4班”。他们八十多人中，工农兵皆有之，年纪最大的有三十多岁，但大部分学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文革”期间学校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的破坏。直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恢复招生。1970年秋，清华绵阳分校迎来了“文革”四年来中国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工农兵学员。这是一批有着特殊身份的大学生。 
　　清华本科学制本来是五年制，因为“文革”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不得已改为 三年，但工农兵学员很多是初中毕业，基础较差，为了给他们补习基础知识、文化课，又加了半年，一共三年半。（《清华大学志》）庞亚军、陈留根等人都是1974年9月入学，1978年春天毕业。 
　　1970年，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来到绵阳分校时，分校上上下下的道路仍是土路，只有三栋住宿楼，而三栋教学大楼中，一栋楼虽已基本完工，但室内尚未抹灰粉刷，另两栋楼则只完成基础，雷1班的学生们花了很多时间用在校园基建上。而等到1974年庞亚军等人进入学校时，学校主体已经建成，但他们仍然参加了校园建设——比如拉土渣、运石头、修足球场…… 
　　雷2班的蒋治云还记得当时清华招生面试问他为什么想读大学，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文革’耽误的课补起来”。进校之后，他才听说，如今上大学“不仅仅是背着麻袋来装知识，而是‘上管改’，上大学，改造大学，管理大学”。 
　　雷4班学员一入学，他们就开始学工、学农、学军。学工，在成都锦江电子厂；学农，在绵阳的龙门镇；学军，在江油的高炮旅，一次二十天。除此之外，三年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开门办学、军事拉练等。1972年，刘冰去绵阳分校后，就开始关注教育质量问题，他认为当时运动非常多，真正用在教学的没有多少学时，基础课理论课被削得几乎没有了；技术基础课、专业课也削减了很多，学制至少应当改为四年才合适。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学生在运动中耽误许多，基础又比较差，学制却只有三年半，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 
　　无法改变时代，只有改变自己。当年清华绵阳分校的师资力量很强大，而且教学的热情很高——因为这几批学生，是他们盼了好多年才盼来的——那些老师基本上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老清华，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来教这几批学生，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实验设备自己造，师资不够四处调。进工厂、学军、下部队，去农村时师生都住一起，老师年纪大了，学生们睡上铺，让老师睡下铺。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几届学生或许是不幸的，因为读书时正逢一个混乱的年代，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其他时候的任何一届学生，可能都没有如此“亲密”地和老师们接触的经历。因为当年的特殊情况，雷4班的同学在校没有经过任何一次考试。“我们这届特别逗，那年张铁生交白卷，入学都没有考试，出了校门都没有拿考卷。”庞亚军这样回忆道。 
　　地处西南偏僻小城，又处在一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没有好的实验设备是不难理解的。雷4班的学生还记得，当时他们使用的数字电路还是分立元件的，晶体管就是本校半导体专业做的。学校当时有台小型计算机，算是很先进的，可以用打孔机输入程序，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计算，但只有做实验课的时候才能偶尔用到，规矩也特别多，要换鞋、穿白大褂，生怕把机器弄坏了。当时计算机的磁芯板是十分珍贵的设备，庞亚军还记得分校曾有一次派人从北京购买磁芯板，为了不震动损坏，专门由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先坐飞机到成都，然后用小汽车运回学校，当时情形特别郑重，学生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当时全国上下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之中，清华大学属于重灾区。庞亚军至今还记得，在食堂里常常看到曾经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李传信默默打饭的身影。但偏安一隅的分校相较北京的清华总校而言，一切都要平静得多，“也贴大字报，但那个时代就是那样，记忆中没有怎么闹”，他们平时周末“除了去厨房帮厨，就是去去老师家串门”，分校几年里，师生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政治和社会上的大事件：批林批孔、批邓、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和周恩来、毛泽东的逝世。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大家自发地做了大量的花圈放在食堂四壁，追悼会那天，不停地有人哭昏过去。 
　　共同经历了那样的岁月，师生感情特别亲，2006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雷达二班三十多个学生回清华母校，蒋治云记得“我们的化学老师当时生病，在做肾透析，我们二十多个人涌到他家去看他，他看到我们就哭，我们宽慰他，然而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们呆了多久，他哭了多久。” 
　　如今毕业将近三十三年后，雷4班的学生们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老师的名字：冯正和、李正凡、马习惯、朱正中、茅于海……还念念不忘在冬天寒夜里，教数学的陆老师把学生叫在一起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起煮火锅吃。对那些时光，他们很感慨，一方面是美好的回忆、难忘的师生情谊；一方面是艰苦与动乱，“我们当时很辛苦，生活也不太好，到山上扛石头，连个安全帽都没有，有的同学把命都丢在那里了……想起来，也不住地心酸……”。 
　　 
　　■ 困难时光的科研 
　　 
　　就在基础建设、“文革”“批林批孔”的间隙中，清华绵阳分校的师生，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包括光通信机、川沪输气管道、120路数字电话微波接力系统、反波管等一系列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设备。据陈留根回忆，长虹最早的彩电，也是1975年由分校和长虹一起搞出来的，当时还留了几台彩电安装在空教室里，在那里陈留根第一次看到彩电。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本身师资很强，其前身是1932年建立的电机工程系电讯组。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组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合并建立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该系曾参加我国第一座电视台的建设，完成了600／1200波特数传机，八路PCM通信终端等项目，并在国内率先开始了硅晶体管制造和集成电路的研究。 
　　清华绵阳分校有五个本科专业：雷达专业、电真空器件专业、多路通讯专业、半导体器件专业、激光专业。20世纪70年代，地处小城的清华分校有着当时几乎全国最先进的激光技术。清华大学的激光研究小组是在1962年美国发明“红宝石激光器”的促使下上马的，属于科学的最前沿，但是刚刚建立，“四清”“文革”等一连串运动接踵而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年分校教师，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炳琨带着一个科研小分队，几次到江苏的工厂坚持搞科研和生产。1970年，他们从无锡工厂返校不久，就得到通知随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 
　　周炳琨记得，分校所在的地方当时还是一片农田。他们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一边建设激光教研组，夜以继日地进行固体、气体激光器、激光测距仪及激光陀螺的研究。黄春凡是分校在知识青年里招收的第一批青工，有高中文化，一直留在激光教研室工作，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参与了气体和固体激光的科研工作。 
　　而绵阳分校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数字通信系统”，则是清华分校的师生“争取”来的。1975年初， 分校得知，四机部已决定立项研制一个和国家重点工程“川沪输气工程”配套的“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分校赶紧和当时在数字通信方面有较好基础的重庆 716厂及绵阳734厂联合，向四机部提出申请，最后被批准作为“南方点”承担起了这套系统的2GHz系统研制任务。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分校师生在国内首次完成了2GHz 30/120路低功耗无人值守数字微波接力系统的研发工作，于1978年3月在石家庄的全国总联试中取得成功，并先后投入生产。 
　　怀想起当年，吴佑寿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绵阳分校是我国数字微波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摇篮。直到现在，曾经在数字微波通信领域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以及一些当年在分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 都想念着绵阳分校，还经常谈起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吴佑寿：《数字通信肇始与发展》）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机载激光测高仪”和“激光炮兵测距仪”等成果获奖，当年两位主要带头人，吴佑寿和周炳琨，也都当选上了院士。 
　　当时，国家对于科研院校的科研成果要求要尽快投入实际应用，要求厂校合作，因为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绵阳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因此成为当年三线建设的重地，“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在绵阳安排了一大批大型骨干项目，厂校合作基础特别好。 
　　 
　　■ 毕业：跌荡三十三年 
　　 
　　1978年初，雷4班的学生毕业了。当时的分配原则是：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也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庞亚军记得，他们班有三个人回到了地处绵阳的“九院”，而在雷三班有人回到“长虹”，其他的同学也如他们最初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那样，又回到了他们各自所属的“五湖四海”之中。 
　　他们毕业不久，清华绵阳分校也搬走了。那是1978年4月中旬，有位同志由北京返回绵阳分校，带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的一句话“北京大学分校搬回北京了”。绵阳分校党委当晚召开常委会讨论“我们怎么办？”大家一致意见是派代表回北京，向学校反映群众要求，争取将绵阳分校搬回北京，恢复无线电系。最后几经波折，清华大学提交报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批示“全力支持”，有了小平同志的批示后，绵阳分校搬迁回京的工作如长江归大海一般势不可挡地开始了。（王美旭：《绵阳分校回迁之追忆》） 
　　建设是漫长的，搬迁却是迅速的，尤其是在大家都归心似箭的时候。1978年下半年清华绵阳分校开始进行搬迁准备，1978年底开始搬迁，1979年5月搬迁工作就全部结束了。很快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搬进了清华分校的旧址，1993年更名为西南工学院，2000年西南工学院与绵阳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西南科技大学。 
　　如同学校的变迁一样，雷4班这届学生在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也经历了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三十年，他们毕业后不久，便开始了改革开放，社会气氛慢慢活跃起来，工作的机会也逐渐丰富起来，国外无线电、通信等领域的科学进展信息也传入进来，令人眼花缭乱。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很多分校毕业生毕业分配的单位都是大型军工企业，是那种“名字需要保密，用信箱作代号，厂子内部有厂医院、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还有冰糕厂”如同小社会般的大型单位。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大型企业开始不再吃香，大多或缩减规模或者转型了。当年的毕业生也随着时代大潮的起落，身不由己地走了多种多样的路。 
　　1978年毕业后，庞亚军回到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广播器材厂（761厂），该厂当时负责为电子计算机做键盘、显示器设备。他还记得1980年，有些科研单位派人出国，带些部件回来，内部展出，发现人家制作的成本只要他们的1/10不到。1982年，很多单位都逐渐开始用国外的元器件，庞亚军他们设计的东西，实际最后并没有用武之地。 
　　“国外的设备一进来，冲击就大了，差距不止20年”，因此“搞技术没有前途，就往别的方向转”，在这种技术冲击的无奈之中，庞亚军转变了方向，到中科院电工所下属的企业中科电气做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并见证了中关村最初繁荣的岁月。 
　　其他大部分同学也是如是，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各自找各自的发展。有的同学干科研一直干到底，有的同学改革开放做生意去了，有些走行政路线了。但是无论如何，清华分校始终是他们人生中最初的一抹底色，每个人都还深深记得自己的清华分校岁月，并保持着对自己清华毕业生的身份认同，他们拥有共同的搜狐校友录“清华雷4班”，还一起组织起来为母校奖学金捐款，也有人会悄悄回分校来看看。 
　　庞亚军抽屉里还保存着当年毕业时照的一张合影。那是绵阳照相馆来学校照的，后来洗出来每个人发了一张。“我保存得比较好，前几年还专门压膜，但是膜压得不好，现在都有点起泡了，也舍不得揭开，只有这样保存着”。说起当年的岁月，雷4班的毕业生最多的一句是“忘不了”。这个山环水抱的校园，不仅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特殊的青春记忆，并且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当年的清华无线电系64级学生黄云森想起来，还不由自主地冒出两句四川话，他说，留在那个山坡上的是他“最珍贵的十年”。 
　　如今继承了清华绵阳分校校址的西南科技大学，已在当年清华分校所在的山下、涪江边建设了一片新的校区。2008年5·12地震后，分校当年修建的很多房子受损，大部分教师宿舍在地震后被拆毁了，但仍留了两座，因为“老清华绵阳分校的人怀旧，时不时就回来看看，因此留下两栋，让人们回忆”。在保留下来的两座古色古香的石头小楼旁边，一栋十八层的电梯公寓正在拔地而起。那是新的教师宿舍。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吴佑寿院士，西南科技大学姚荣东书记、王姮老师、黄春凡老师，清华大学绵阳分校雷4班庞亚军、陈留根、梁新怀，雷2班蒋治云、黄云森老师等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本文未署名图片由庞亚军提供。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亲历了光彩重生的80年代，从灿烂到终结。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反思者、受益者和负重者。 
　　1984年的9月3日至5日，是清华大学校历规定的1984级新生报到时间。 
　　刘小航在他第一次踏进清华校门前，还不曾说过一句普通话。他来自四川南充高级中学，那年高考的分数他至今还会脱口而出：553分，在南充地区名列前茅。到清华报到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新生报到的地点就设在清华学堂大门口，紧邻的大草坪尽头，便是古典庄严的清华大礼堂，刘小航觉得浓郁的文化气质与历史氛围刹那间就扑面而来，27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 
　　同样还不大会说普通话的熊伟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是1984年长沙市高考的第二名。他和另一个也说不好普通话的湖南老乡蔡神元，一起结伴去游天安门、故宫，看到了那些从前只在画上才见过的风景，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吴文学也几乎在同时离开了家乡、风景秀丽的四川乐山犍为县清溪镇，那里有一条名叫清溪的小河与贯穿四川大部的岷江相连，临近李白居住过的峨眉山。年轻的吴文学也由此出川，并与清溪渐行渐远。 
　　来自北京实验中学的孙杰，则早在他的同班同学接触北京之前，已经近距离接触了清华。高中时代，来自清华大学的师哥师姐到北京实验中学做专业推广，孙杰就此心向往之。参加高考时，清华经管学院尚未正式启动，因而高考招生时的名称还叫做管理信息工程系。1984年，孙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系在北京招收的11名学生之一。 
　　就在他们进校后不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建立。刘小航、熊伟文、吴文学、孙杰，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后第一批本科生。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们所在的经管1984级，也被称作“经4班”。 
　　那一年，他们都是18岁。 
　　那一年的9月6日晚上，他们同时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清华的西大操场上，举行了1984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 
　　他们因此而永久地成为清华历史的一部分。201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记者找到了《清华大学一览》，在1989年度的毕业生名录上，整齐地排着“经4班”34名同学。刘小航在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位，紧挨着他的是老乡吴文学，熊伟文排在第四行，孙杰排在第二行。排在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右下角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女”字。而如今，这34个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所代表的曾经年轻的脸孔，已经风流云散，游移在世界各地，从东方至西方，从北美到南美。 
　　 
　　■ 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 
　　 
　　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最早可以上溯到1926年建立的经济系。192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归来，成为清华最年轻的经济系教授，并历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陈岱孙就有“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也使得清华经济系名声鹊起。陈岱孙主持清华经济系期间，学生人数在清华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系。 
　　无独有偶，大半个世纪以后，当乐山一中毕业的吴文学报考清华经济管理专业时，治国经邦的愿望依然在青年人的心中闪亮。他当时就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时期要当将军，和平时期要当厂长经理，要改变四川家乡落后的局面，就要学习经济管理，而且一定要去中国一流的清华大学。 
　　远在乐山，年轻的吴文学并不晓得，彼时的清华大学经济系，辉煌的陈岱孙时代已远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经济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陈岱孙也离开了自己终生热爱的清华园，改任北大经济系教授，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成了当时能够保留一点西学思想的少数学科之一。 
　　清华经济系的鼎盛已经成为往事，老清华的特质逐步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所取代。在特殊年代，清华更成为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才又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陈岱孙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他将经济管理称作是“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 
　　 创建伊始的清华经管学院此时要接续的，不仅仅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弦歌不坠，还要适应急速扩大的改革人才培育需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经济大潮。经济管理成为社会热门名词，与之相应，清华的经管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1984年，在所有入学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中，“经4班”的平均入学成绩排全校第二名，全系第一名。 
　　清华经管学院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熊伟文介绍，当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时有一个说法，要做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经4班”的同学们天然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开风气之先。 
　　只是，对于年轻的清华经管学院而言，当时无论是经管师资的匹配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老师们有些是北大的，有些则是从清华其它院系调来的。孙杰表示，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太清楚，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他回忆，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学、管理、计算机，专业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最关键的职业定位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雏形，而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许多理论问题都尚未突破禁区，同学们的学习中有不少困惑。 
　　不过，宝山深处，当然会有别样收获。接受采访的“经4班”同学，大都提到了当时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便是由清华邢家鲤老师教授的《工业生产过程概论》。 
　　邢家鲤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曾被选派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回清华工作。他是清华大学在“文革”劫难中最早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之一，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邢家鲤的学生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思维系统而严谨，行为规范得有点古板的人，“擦黑板时永远的自左到右，自右到左，再自左到右，循环往复，决不重复，决不浪费一点体力：通过对最简单问题的处理，默默渗透着自己的教学理念。”他被“经4班”同学尊称为邢大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与阐释，对产业经济的常识与规范信手拈来，课堂上气场十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成为大家交相传抄的名句。 
　　吴文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当年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概论》的成果。他曾经下到煤矿实地调研，邢家鲤当年为“经4班”勾画的整体性的工业思维框架，令他很快找到了工作的感觉。吴文学如今还慨叹，听了邢老师的课，让人觉得到了清华没有白走一趟。刘小航则回忆：“当年课堂上，真是想抓住每一粒空气，生怕漏掉邢老师讲的东西。”虽然邢家鲤不久就被调离，他仍是包括“经4班”在内的清华学生们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从留美的陈岱孙时代，到留苏的邢家鲤风格，清华的经济管理教育走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分水岭。偏重实用的工科教育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经4班”。熊伟文形容：“我们和北大的套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清华特色。比如说机械制图，文科院系一般不会想到去开这样的课程。我们还到车间去实习，学习车工、钳工。”吴文学则将当时的学习状况形容为“大杂烩”：“我们要比MBA学得细，经济学学得特别深，数学按照清华最高的A类要求，我到工厂去，都能绘出图纸来。”大家一致公认，特殊的清华模式为他们后来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当时，有人把清华经管学院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会飞，但不能像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长处，“海陆空”无所不能。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熊伟文至今为此感恩，他认为，要管理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是算账，而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特别是理解技术和工业流程。“经4班”后来有好几个同学自己开了工厂，就是因为对技术有亲切感和驾驭感，没有心理障碍。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4班”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院长：锐意改革的朱镕基。1984年，刚刚组建的清华经管学院聘请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朱镕基并不直接给“经4班”上课。但熊伟文告诉记者，朱镕基院长的影响力，更多在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种高度感。 
　　2001年7月，在“经4班”毕业12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辞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作为院长的名言，被经管学院的很多人铭记：“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 思潮“井喷”的年代 
　　 
　　“1984年，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清华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这是第一任“经4班”班长、后来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方方，于2009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进入清华校园的时候，恰好赶上了80年代的巅峰。1984年的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思想、文化思潮井喷的状态，成为80年代的标志年份。 
　　“非常非常幸运！”接受记者采访时语调始终和缓的熊伟文，一旦涉及80年代，语气便有了明显的起伏。他认为，1984级是最幸运的一代，“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清华校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历史，每天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提升。” 
　　1984年，对于“经4班”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而言，再没有比“未来”更加激动人心的诱惑了。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未来学”开始大流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中国大趋势》出版。前者由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描述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图景；后者由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撰写，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83年出版，1984年不断加印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是这场未来思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预言诸如跨国企业的盛行，电脑的普及与在家工作，核心家庭的瓦解等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那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与社会革新并举的，还有文化知识界的百花齐放。“经4班”学生一踏进大学校门，迎接他们的便是精神上的暴风骤雨。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此后便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清华记忆中。同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在这一年引进的西方著作还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随即引发了知识界的弗洛伊德热；而同年被引进出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则在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据说后者当年曾和舒婷的《双桅船》一起，被当做礼物在恋人们之间送来送去。 
　　“经济学、哲学，西方、东方，思想、文化，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代。”熊伟文回忆。 
　　刘小航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清华、北大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刚刚从比较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关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敏感”东西特别多，思想启蒙的氛围无所不在。 
　　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经4班”班长的孙杰坦率地总结，“我们这一级，也不是很成熟，接受了很多东西，可是消化理解的远远不够。但这些思潮对我们的确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身为清华经管专业的学生，“经4班”当年讨论最深入的话题，还是和中国国情及改革息息相关。譬如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熊伟文告诉记者，其实当初他们报考的管理信息工程系，其名称本身便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代表了当时的整体思路，即计划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实行计划的手段能力不够，特别是计算能力不够。倘若能够借助计算机，有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便能够把计划做得更好，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下，看上去美好的初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争论非常厉害。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错的地方。”熊伟文以“恰同学少年”，比喻“经4班”同学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气魄。 
　　彼时诸如深圳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备受“经4班”同学关注。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描述，当年“经4班”宿舍里，南北两派的辩论也很热闹，“北方派说：‘北京大城市发达，天津第二大城市也发达，四川落后，浙江简直就是暴发户’，南方派同学当然不服，就引经据典论证：‘北京在宋代还是充军的地方，南方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快”等等。’” 
　　宿舍卧谈的喧哗声终于惹得备考研究生的其他年级同学起身反对，甚至反映到经管学院，结果“经4班”还被院里通报批评，班级记过。一位同学忿忿不平，曰：“虎入平阳遭犬欺”，另一同学接口道：“他日下山食尔肉”，然后年轻气盛，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 八十年代之子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总结。她描述80年代的理想主义特征：“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 
　　“经0班”班主任，当年曾经教过“经4班”运筹学的程佳慧老师，至今对“经4班”如数家珍。她对当时经管学院的班级做了总结，认为班有班风，比如“经5班”总是埋头学习英语，毕业后一大半人出国，而“经4班”总是特别热闹，程佳慧用“很能折腾”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志向，有个性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程佳慧举例，“经4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班里出国的人相对较少，“都觉得自己的根基应该在中国。” 
　　其实早在“经4班”入学之前，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1989年，“经4班”毕业离校的时候，中国的托福热早已经如火如荼。 
　　担任过最后一任班长的吴文学解释“经4班”扎根本土的怪现象，“当时班里没人琢磨出国，都在探讨国家改革，那会儿都比较想做点事情。” 
　　“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对我们影响很深。”孙杰告诉记者。刘小航回忆，当年他曾被孙杰拉入了一个由清华学生自办的“理达”公司。就是“理想达到”的意思。虽然起初“理达”公司的成立，不过是高年级同学找到孙杰帮忙的结果，只做产品推销，偶然也帮人做做咨询。但彼时根本没有真正公司的运营，没有注册，当然也没有纳税，孙杰表示，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办公司、勤工俭学，参加社会调研也是“经4班”与社会接地气的重要途径。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记录了一段传奇。大二时，吴文学和方方决定步行去张家口调研。他们就沿着铁路线走，计划步行去，坐火车回，历时7天。每人身上只带了30块钱，白天只吃干粮，到了晚上就找地方借宿。出发第三天，他们翻过了八达岭，进入了河北西拨子村。村支书得知他们是学经济管理的，就求助说：“我们村子很穷，你们是清华的高才生，能不能帮我们谋划谋划呀？”由于西拨子村邻近官厅水库，吴文学和方方一合计，给对方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们不如养鸭子，北京烤鸭火得很，卖鸭子很能赚钱。”结果村支书听了，徐徐回答：“我们试过，可是官厅水库的水太凉，鸭子不生蛋。”第一次给人“做咨询”，结果不到十分钟就遭遇惨败。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二十多年后，北京的烤鸭依然火爆，吴文学和方方也早已经在商海中身经百战，却再也不能够让时光倒流，回到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揣着30块钱人民币，怀着一腔热忱，一口气徒步走到西拨子村村口的年代。 
　　那些只属于青葱岁月的真挚友情，成就了“经4班”荡气回肠的集体记忆。80年代，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最后的纯真年代。毕业前的那个元旦，“经4班”举办“盛大”聚餐会，其实就是每人做一个菜，在食堂聚餐。同学们邀请了陈小悦老师参加，以班长吴文学主陪，终于把陈小悦灌醉了。陈小悦不让大家搀扶，非要自己回家不可。清华校园里有不少明渠，担心老师的安全，孙杰一路长跑，一直尾随在陈小悦的自行车后面，暗地里将他安全护送回家。 
　　 
　　■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们1984级的同学，绝大部分生肖是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人是劳碌命，人们常说。我们这一级，的确从生下来就没闲着，我们跟随社会的变革而曲变的二阶导数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最大的一段。” 
　　2009年，方方在回忆文章中总结，他回顾了“经4班”所特有的经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出生；在“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批邓”的口号中认字学歌；在中学时听到了科学的春天和包产到户，在大学时开始思考未来，入学流行托夫勒，毕业流行托福…… 
　　“经4班”集体赶上和承受的，其实远不止这戏剧性的20年。1989年，在经历了5年刻骨铭心的清华生涯后，“经4班”毕业了。每个人后来所面对的，是变化更为急剧，价值观翻天覆地的又一个20年。 
　　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孙杰至今还记得当初报考管理信息工程，该专业的直接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各大部委信息中心提供管理人才。而临到1989年毕业时，国家大机构减少了接收毕业生的数量，相比清华经管学院其它年级，“经4班”投身民企和自行创业的人数最多。 
　　孙杰告诉记者：“我们班最大的特点，就是毕业后很少有去大机关和大企业的，去的也马上下放到基层。”孙杰本人一毕业就创业。他将人事档案放在了北京海淀开发区人事局，去了那里一家由清华化工系学长牵头搞的一家企业，研发化纤无纺布。孙杰负责该公司的调度和运营管理。但实际上公司运行起来，每个人都得成为多面手。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孙杰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离开体制的做法，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在国内还相对超前的行业，从事生物制药产品衍生品的研发推广。鉴于国内药物审批过程太过漫长，孙杰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了药用化妆品市场，推出了柏薇诗精华素系列，不仅推向了专业美容院，还拓展到零售连锁药店。 
　　刘小航也是“经4班”最早创业的同学之一。“我一工作就不是体制内。”刘小航告诉记者。1989年7月9日，刘小航带着自己的档案，直奔深圳。他找到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刚出校门的他还不谙世事，又是清华的毕业生，想法还很天真。本来宿舍里应该住三个人，他径直向老板提出只住两个人。公司不解决深圳户口，后来刘小航和一拨年轻人集体找到了蛇口工业区管理部门，这才算真正在深圳落下脚。 
　　1991年，毕业一年多后，刘小航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道路，从专业软件开发入手，同时组装各式兼容电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刘小航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他工作生活的圈子依旧锁定在深圳，其名下已经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深圳精石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美渲新材料公司。他的工作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上午在美渲，下午到精石。 
　　吴文学远离了清溪古镇，甚至远离了四川。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吴文学放弃了到四川人事局工作的机会，走进了能为他解决户口的北京地毯厂。他同时放弃的，也是一份安逸和闲散的生活。清溪渔唱永远成为了梦境。吴文学现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熊伟文毕业后留在了清华，进入了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1992年，他到底还是赶上了出国的班车，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本来应该先攻读硕士，但是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看到了熊伟文在清华5年的成绩单，发现他已经修完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特别是数学，认为他有资格直升博士。熊伟文于1997年博士毕业，一开始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被花旗集团并购，熊伟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花旗集团。如今，他的职位是高级副总裁。而当年在“经4班”与熊伟文同宿舍的吴雨生，则恰恰是熊伟文在花旗集团的“领导”，担任执行副总裁。 
　　至今与部分同学保持联系的老师程佳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经4班”的欣赏，她告诉记者，“经4班”与之前的“经3班”和之后的“经5班”相比，生活跌宕起伏比较大，几乎每个人都动荡得很厉害。程佳慧一再强调，“经4班”的“孩子们”性格都比较坚强，大家最终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很出色。程佳慧至今还记得刘小航创业时的第一台机器，“我去看过，都是破铁片子。” 
　　孙杰总结“经4班”现象，他认为这与大家在清华所受的全面工科素质教育相关，孙杰告诉记者：“当每个人职业转型的时候，基础越宽广、越深厚，则对转型越有利。” 
　　2009年，在清华大学98年校庆之际，“经4班”部分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校友论坛，题为《危机之下的选择》，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职业组合出现在台上，令学弟学妹们很难相信，他们起初学习的竟是同一个专业。 
　　 
　　■ 长亭外，清华梦 
　　 
　　“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在越洋电话的那一头，熊伟文描述自己的清华情结。 
　　采访行进在达拉斯的晚上，北京的清晨，时差交错，时光也交错。熊伟文还记得1989年，“经4班”在火车站送别，哭声一片。为人豪迈的湖南人蔡神元当时大喝，有什么好流泪的，都到这个时代了。以后想见面坐上飞机就见了。 
　　蔡神元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分配到岳阳市工商银行。2010年，蔡神元调任湖南湘江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纯属巧合，该公司大力扶持的项目，就包括湖南的航空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经4班”还是那么心齐，大家想聚的时候，一下能聚二十多个人。1999年，刘小航参加了“经4班”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管时光过去多少年，“经4班”的老同学们在一起时，还是马上就恢复到了过去在“经4班”的样子，容易害羞的还是永远那么害羞，不会说话的还是不会说话，虽然其实他可能早已经在单位里口若悬河。 
　　刘小航也觉得，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是参加深圳校友活动，和一大帮老师及老同学聚在一起，是刘小航感觉最放松，也是最放得开的时刻。他喜欢那种把经济、功利都排除在外的清爽感觉，这是80年代的后遗症，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曾经做过悲观的描述：“2000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80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但是“经4班”那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却一面在变化中求存，一面保留着与功利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风格，从采访的细枝末节中就能够感受得到：接到记者通过达拉斯校友会转发的采访函件，熊伟文第一时间回复了电邮，并约定了越洋电话采访的时间。而且很细心地照顾到时差，选择了一个最为平衡的时间点。尽管工作繁忙，他们还是抽空接受了访问，使得记者得以完成对“经4班”一份并非完整，然而典型的80年代清华学人的观察。 
　　经历了毕业二十多年的拼搏奋斗后，动荡的“经4班”开始由绚烂归于平静。人到中年，虽然仍要处理人生各个阶段的酸甜苦辣，但是“人生下半场”的主题，显然已经与上半场换了座次。刘小航如今已经不再仅仅关注账面上的数字增长，而是关心自己在信仰方面、价值观方面，不断地变化与自我调整。他告诉记者，深圳的清华校友们相聚时，“我们经常在聊，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刘小航的答案是要研究一些与你的工作没关系，但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议题，“活得健康愉快”，刘小航如是说。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唐氏家族是一个显赫而低调的家族，唐家五代的故事不但是辛亥百年史的家族注释，也堪称清华百年校史的人物样本。 
　　 
　　一切都源于一段不意的对话。 
　　得知笔者正在研究老一代清华学者时，正在北京出差的唐虔先生顺便说他祖父就是清华的。 
　　“您祖父是？” 
　　“唐悦良。” 
　　“唐悦良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先在耶鲁念教育学，后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是吧？” 
　　“他在耶鲁的专业是教育学！？” 
　　唐虔，这位文质彬彬的全世界教育“掌门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助理总干事，听到此话显然非常意外。此前他一直以为祖父早年学的是英美文学。 
　　来我们的对话所引出的，是一个显赫而低调的家族，与中国百年历史和清华大学有极深关系。于是，对话逐步走向深处，然后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 “难道是宿命的安排？” 
　　——从清华附中到全球教育“掌门人”的唐虔 
　　 
　　1979年，29岁的唐虔第一次出国，去了加拿大念书。 
　　此前的1968年，在清华附中念初二的唐虔，去了山西兴县插队。当时，他在清华电机系担任教授的父亲早已去了西五七干校，而在清华外文系当教授的母亲则去了京郊劳动。 
　　在农村，唐虔主动申请当了饲养员。在清华园出生长大的唐虔，最熟悉的消磨光阴的方式无非就是读书，他工余总是手捧书本，痴心阅读。 
　　读什么呢？唐虔把带来的初一和初二的四本英语课本摊开看；看完了，回北京时把书架上母亲的四本《许国璋英语》拿到山西，接着看。 
　　1973年，拒绝招干进机关的美意，唐虔进了山西大学，但是去外文系的名额被人顶掉，只好进了体育系。毕业后，又被分配回兴县教中学。 
　　1978年，唐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生理学研究生；次年又轻松通过留学考试，这也是“文革”后中国首批出国念学位的公派留学生。 
　　在加拿大，唐虔用了6年时间拿到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做了4年外交官，他此时的顶头上司张文朴大使，是民国时期清华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的长子。 
　　回国后，唐虔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当处长，兼司办公室主任。 
　　1991年，唐虔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选拔，唐虔说，那是非常紧张的一次考试，简直是又一场博士论文答辩。 
　　就在这时，时任陕西省科委主任的范肖梅力邀他担任陕西科委第一副主任。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试迟迟没有下文。1992年下半年，唐虔离开北京，去陕西省上任，打算在这个内陆科研大省大干一场。 
　　但1993年春天，他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他为高级项目专家的通知。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工作的官员，一去18年，先后担任了处长、司长、执行办公厅主任，直至升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助理总干事、助理总干事。 
　　隆冬的北京，笔者忍不住问： 
　　“如果当时不选择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那我一定是个认真的地方领导人。只要踏实肯干，命运就不会埋没你。”唐虔的回答很有清华的实干特点。 
　　这个“老三届”出身的少年没有辜负时代。2010年，唐虔终于获知祖父在美念的专业是教育学，凝神许久。清华、留学、教育、外交、西北，似乎是这个显赫家族的历史宿命。 
　　 
　　■ “历史深处的祖父”——唐悦良 
　　 
　　唐虔的祖父唐悦良，1888年生于广东中山县，曾就读圣约翰大学。老照片中的青年唐悦良，眼神清亮。 
　　前三届清华庚款留学考试中，胡适考中的第二届，录取了72人；第三届取了63人；最严格的第一届，只取了47人。 
　　1909年9月在学部衙门进行第一届庚款留美选拔考试，各省选送了550多名考生参加。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7、8两日校阅试卷，8日发布初榜，淘十分之九。9日复试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丁文；10日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史；11日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后三日考官随考随阅。放榜时公布的考试成绩中，梅贻琦列第一，唐悦良列第十三。 
　　10月，身穿250元银洋订制的洋装，47名留美生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启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学术和国家现代化的启程。 
　　抵美后，唐悦良先入耶鲁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当然，这个22岁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的长孙会成为全球教育的掌门人。耶鲁毕业后，唐悦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历史学硕士学位——他也是庚款留学生中第一个选择政治学专业的学生。 
　　1915年，唐悦良成为第一批回国任教的庚款留学生，担任清华学校讲师，讲授本只由外籍教师所开设的政治类课程，是中国第一批讲授政治学课程的学者，为中国政治学的早期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9年，由堂叔唐绍仪介绍，唐悦良首开清华学子任职中国外交界之先河，先后出任驻古巴公使馆三秘、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编纂、远东问题研究专员。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唐悦良任北京政府农商部和内政部秘书。 
　　1925年，唐悦良迁任西北督办公署外交署长，两年后担任冯玉祥所辖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河南省交涉员。 
　　1928年3月，唐悦良任外交部常任次长；5月代理外交部部长；11月复任外交部常任次长。九一八事变后，唐悦良作为广州外交特派员，代表南京政府，前往中山县翠亨村，拜见孙中山的配卢夫人和唐绍仪，孙科和汪精卫等人同行。 
　　政坛的纷扰使唐悦良开始怀念学界的安静，1932年回京再次开始教授生涯，在燕京、辅仁、师范、清华等大学执教，同时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聘为顾问。 
　　在此期间，唐悦良因出身清华，且与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均有人脉渊源，长期担任清华庚款管理委员会要职。他还曾主持选派留苏学生的工作，并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宋哲元担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唐悦良除助宋处理外交事务外，还担任中国大学外文系主任，在辅仁大学外文系系主任英千里（英若诚之父）被日本当局通缉逃往重庆后，他又挑起了英留下的担子。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邀请学界名流在庐山召开商讨抗日国是会议，唐悦良亦被邀请。华北沦陷后，唐悦良准备转道赴重庆，但因淞沪战役未能成行。王揖唐(后为华北敌伪高官)曾劝说他出山，遭到拒绝。 
　　抗战胜利后，唐悦良将辅仁之职交还英千里，转任华北学院外文系主任，并应北平市长熊斌邀请，出任北平市政府外事处处长，兼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英文·译。1949年后，唐悦良加入九三学社，并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 
　　作为长房长孙的“承重孙”唐虔，唐悦良1956年去世时，他只有6岁，只是每月从清华进城去看望祖父母。 
　　相对于对祖父的模糊记忆，唐虔对祖母印象深刻。唐悦良夫人李淑诚由叔父抚养长大，与叔父一家感情甚笃，她介绍堂妹李德全与冯玉祥结识，促成了李冯婚姻。李淑诚极为疼爱唐虔——因为他虎年出生，母亲名字里有个“文”字，便给他取名“虔”。 
　　 
　　■ 成就佳话的父与子 
　　 
　　唐悦良和李淑诚有子女六人，长子唐统一是清华教授、图书馆副馆长，其夫人王文佳是外文系教授，留下了父子、夫妻任教清华的佳话。 
　　1934年，北平第一次举行全市中学会考，唐统一是初中状元。当年北平的高中和初中状元都出自育英中学，后来该校大门一直高悬“双元”大匾。 
　　1936年，高中毕业的唐统一被保送燕京大学，但他志趣在于工程学，断然放弃，考入清华电机系。七七事变发生后，唐统一去燕京大学借读一年，并考取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但当得知西南联大成立后，他毅然放弃加州理工，和沦陷区的老师同学一起，越南抵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直至1941年毕业。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1942年，唐统一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去英国实习进修的31名学生之一，次年辗转抵达英国电机制造厂实习。他一面实习，一面苦读，获得伦敦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二级荣誉)，还加入了英、美两国的电机工程师学会。 
　　出国前，姨父冯玉祥曾手书岳飞《满红》一阕相勉。1946年海路开通后，唐统一即束装回国，他说，出国学习是国民血汗供养，他希望能够在工业救国的道路上尽其所学。马大猷教授引荐，唐统一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 
　　唐统一为清华大学开拓电磁测量与仪器领域科研及保持工频电磁计量标准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并在采样理论上取得突破，为我国的仪器仪表和计量测试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代初参加国家计量科技十年规划的制定时，他积极倡导以计算电容代替计算电感作为电学基准，迅速改变了我国基准落后的面貌。 
　　1956年开始，唐统一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二十多年。他常年往返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按期·阅有关专业的最新文献，并制成卡片，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但一旦归来，他即将所缺各项一一补足，半个世纪下来，他积存了六七万张科研卡片。 
　　由于时代因，唐统一长子唐虔未能入读清华，对此，唐虔至今难以释怀——倘若不是“文革”，他也一定考入清华，抑或成为清华教授，一续唐门任教清华的佳话。 
　　1998年，唐虔专程从巴黎去海牙拜望了担任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的王铁崖。13岁丧父的王铁崖，在清华政治学系求学时，曾得到在京工作的堂叔、也即唐虔外公的许多照应。 
　　不过唐虔欣慰的是，1979年，小他9岁的妹妹唐纹如愿考上了父亲执教的清华电机系。 
　　 
　　■ “那两个更早的唐先生” 
　　 
　　唐家留学，始自唐绍仪（1860～1938）。清廷启动幼童留美时，14岁的唐绍仪被选入，去美七年，念完中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881年清廷将120个幼童悉召回国。 
　　这批幼童中最杰出的是一詹、二唐、三梁。一詹即詹天佑，二唐是唐绍仪和唐国安——前者是民国首任总理，后者则是清华创校校长。三梁为梁敦彦（清外务大臣）、梁诚（清驻美公使）、梁浩如(交通大学创始人)。 
　　22岁时，唐绍仪被清廷派往朝鲜。当时袁世（长唐1岁）亦随军入朝，二人相识。唐后来担任驻朝鲜总领事，他的才干给袁世留下了极深印象。 
　　袁世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后来担任中英西藏谈判全权议约大臣、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等。袁世被摄政王开缺回籍时，唐也随之下台。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为总理大臣，唐出山作为其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说，以唐绍仪的才干、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来说，他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和袁有长期友谊，作为比孙中山年长6岁的同乡，孙对他一贯尊重，并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 
　　袁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唐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但是，唐袁之间的分歧很快就表现出来。袁世对唐推行责任内阁制非常不满，唐则“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民党”，不足三月即愤而辞职。宋教仁被刺后，唐绍仪强烈谴责，拒绝袁世邀其复任北洋政府总理。 
　　袁世暴毙后，唐绍仪一度担任南方总代表，但孙中山坚持的总统制与他的责任内阁制理想不符，因而拒绝出任财政总长。 
　　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主要致力于“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后兼任中山县县长，但不久即因广东军阀的反对而去职。毛泽东后来曾几次公开拿“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教育干部要能上能下。 
　　抗战中，军统担心身在上海的唐绍仪被日本拢，派特务将78岁的唐绍仪暗杀。消息传出，多位国民党元老非常愤慨。 
　　清末，唐绍仪与袁世交好时，曾推荐大批留美同学进袁世幕府，其中包括唐国安(1860-1913)，唐国安与唐绍仪不但是留美同学，也是同族亲戚。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并与清廷谈定了实施办法：一、从1909年起，中国每年选派学生到美国各大专院校深造；二、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学生赴美前的预科学校；三、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为此，清廷特派唐绍仪专使赴美致谢。 
　　1909年，清廷在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在美国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此时担任外务部主事的唐国安被任命为会办。当年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科目和拟题的大部分出自唐国安之手，国文之外，特别加重外语、数理、化学等科目的分量。计划在各省选送的630名考生中录取100名，但唐国安严格把关，只录取了47名，并亲自带往美国，其中就有成绩优异的唐悦良。 
　　其后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留美学生也由唐国安主持选拔。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游美肄业馆正式改名为清华学堂，正在美国访问的唐国安被急召回国，主持筹办清华学堂。3月，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暂行开学。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清华学堂正式复学，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10月，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也是清华迄今唯一逝于任上的校长。由于连年劳累，唐国安一病不起，1913年8月21日，他递交了“自请免官，荐贤自代”的报告，未及报告批复，次日下午他即辞世。临终前，他将藏书全部捐给清华图书馆。 
　　 
　　 ■ “故事还在延续” 
　　——唐虔之女唐宛枫：留学返国的第五代 
　　 
　　唐虔独生女儿唐宛枫，“宛”寓意宛平（北京），“枫”则指加拿大。她幼时由祖父母抚养，入读清华幼儿园，在清华附小念到三年级后，随父母在巴黎念完中小学，毕业于加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回国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拿到双语的同声传译硕士学位。 
　　自唐绍仪留美算起，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唐国安创办清华和唐悦良庚款留美算起，一百多年消逝了；唐统一唐虔父子留学归国，也已是七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对唐宛枫来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都是遥远的历史。这个在国家汉办工作的年轻姑娘，如父辈一般低调踏实。常去清华看望年九旬祖父母的她，可曾细想过自己与这个国家、这个学校至深的关联？唐家五代的故事不但是辛亥百年史的家族注释，也堪称清华百年校史的人物样本。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有了这样的故事，历史才在具体的细节中鲜活起来。而这，也是写下这个故事的初衷。 (本文未署名图片由唐虔提供） 
　　 
　　唐氏家族简介 
　　据上海图书馆所藏1934年版《唐氏子英房谱》记载，唐氏一世祖陶(字居俊，号绍尧)，居南雄珠玑巷，宋末元初流落於新会，至第五世箕(字子英)于明洪武二十七年来居香山唐家乡。 
　　唐绍仪（1860-1938）：留美幼童（1974-1881），国民政府第一任总理 
　　唐国安（1860-1913）：留美幼童（1873-1881），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唐悦良（1888-1956）：唐绍仪之侄，1909年第一届清华庚款留美学生，耶鲁大学本科、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常任次长 
　　李淑诚（1889-1970）：唐悦良夫人，冯玉祥妻姊 
　　唐统一（1917-）：唐悦良长子，西南联大、伦敦大学毕业，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图书馆副馆长 
　　王文佳（1919-）：唐统一夫人，辅仁大学外文系毕业，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唐 虔（1950-）：唐统一长子，清华附小、清华附中学生，加拿大温莎大学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唐 纹（1959-）：唐统一之女，清华附小、清华附中学生，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 
　　唐宛枫（1984-）：唐虔之女，清华附小学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本科，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你好,清华




     　　百岁之命，于一个人，“是其正也”；于一所大学，则正值厚积薄发、生机勃勃之年。今日清华，历百年而枝繁叶茂、巍然而立，“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按梁启超八十七年前的寄语，可谓“当其名高任重，气度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此其所以为厚也，此其所以为君子也。” 
　　盛世高寿，自不免祝辞纷纷。而如果在此之外，多一些反思，以及切实的期望，则更近于君子之交。因此，《看历史》杂志邀请海内外不同领域的人士，给清华写一封信。这些信中，不乏逆耳忠言，但我们以为，这也是温情和敬意之表现。 
　　 
　　独立精神可以对抗时代 
　　 
　　清华，你好！ 
　　其实我跟你不熟，在那儿呆了五年，一直忙着跟自己死磕，没来得及看清楚你。不过再想一想，也许是你当初，面目就不是很清楚。我不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学生，我跟我的同学共享过同一种空虚。我的经验，应该也是你的一部分真实。 
　　我是九六年入学的。 
　　那几年，现在想来也是非常态，好像是个价值真空期。倒不是清华怎样，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来自集体主义的荣誉系统，已经彻底破产；拜金主义的虚荣系统，还没建立起来。批判社会——小青年本来最爱这个，突然就变成一种愚蠢，比迂腐还不如，等同于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非理性、自大狂、荷尔蒙作祟。个人主义——隐约开始流行这个，只是我们没见识过，不知道从何做起。 
　　我们当时的空虚，也可能是青春期的必然。从来以为自己是个孩子，突然人生就在手上，不可能不慌张。大家经常谈些空泛的东西，总归可以纳入谈人生的范畴，可是很少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这东西面目很模糊，感觉很遥远，不像今天这样一个强烈的压迫性的存在。学校也未曾出席，老师中有几个爱聊天儿的，就是发点牢骚，极个别的回忆八十年代，我也就听过一回，说说诗社之类，浪漫传奇，社会理想只字不提。 
　　没有意义感，一切意义都可疑。对意义的消解成为一个时髦的姿态，但是当然不彻底，甚至让人更加珍视天真——周星驰红得接近一个教主，《大话西游》多么纯情。 
　　建筑系的学生一入校就被赠送一个“大师梦”。不过太飘渺了，更像是幻想，很快大家都踏实起来。即使只是经世济用，也需要有基本观念作底。同学中间最受尊重受羡慕的品质是“有想法”，以至于有些人简直出于虚荣假装“有想法”。流行的“想法”都是外国来的，解构、后现代之类，全无经验基础。也有热爱传统的，不过那个古代中国其实差不多也是外 
　　 
　　国。一片空白从零开始，也可以看做是对一切可能性开放，这么说又是好事。 
　　我们那时候压力很小，混一混都过得下去。顺流而下按部就班，上课画图考试，谈恋爱泡水木看周星驰，转眼就毕业了。过些年打听打听，出国的都中产阶级，在国内的都社会中坚。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再顶级的大学，毕业生往下走一走，也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中产阶级吧。我们毕业的时候，正是盛世的开头，时代也奏响了最强音，发展经济是为国家为个人为现实为理想的统一解答——大部分同学顺利地走上很“主流”的道路，这其中并未经历任何背叛。 
　　今天的清华，也比十五年前更加“主流”，已经很难更“主流”了——没有哪所大学，比清华距离国家更近，距离权力更近，距离金钱更近。这事很难证实，也许只是流言和想象，我只能说这是我接收到的普遍观感。想一想倒也并不惊人，清华就是我们，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我们在时代里迷失，恐怕她也很难幸免。如果她真的有百年记忆，独立精神顽强意志可以对抗时代，当初就不会让我们经历虚无，荒废那些青年的美梦。只是我不甘心，我也确实不相信这就是事实的全部——想起我那留校任教的同学中，至少有两个严肃而真诚。我相信任何时代的青年，都与理想主义同样亲近。我相信诚恳的思辨到最后，总会引导人们重建天真。 
　　清华，你好。很高兴你不是一个人，不会衰老，不怕挫折，总还可以重来。历史摧毁你的记忆，挖掉你的根基，你照旧生机勃勃，让人觉得可以期待。你那里永远聚集聪慧的青年，他们当中总有些人，骄傲执着，诚实热血，他们总有办法，建设一个更有理想的清华。 
　　刘天昭（刘天昭，作家，原《南方都市报》社论主笔，清华大学建筑系1996级） 
　　 
　　我的大学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到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吧。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请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贲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权威——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 
　　 
　　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某机关，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是年轻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你好,清华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去，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蒋方舟 
　　2010年3月作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 
　　 
　　清华，你应是鹰的摇篮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今年欢庆百岁。一百年前，满清政府在北京利用美国退还多索的庚子赔款建校，以十几年时间迅速提升清华大学为国内一流学府。五十五年前，新竹清华大学在北京清华梅贻琦校长领导下在台建校，也迅速打造新竹清华大学为台湾顶尖大学。两岸清华同根同源，互为表里，有相同校训、校歌，“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两岸清华都“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水清木华，多年来各自发展，并迅速建立在两岸高等教育界不凡地位，“两岸清华紧密合作”，是共同迈向国际顶尖大学的最佳策略。 
　　两岸清华合作，近年正迅速开展。双方自2000年首开两岸暑期学生交流先河，自2001年起，双方师生在纳米材料、能源、科技管理、生医科技等领域几乎每年都有共同研讨会。2009年，两校签署学术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于2010年起双方每年编列费，共同支持由双方教师所共同提出之前瞻性研究计划，实施“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2010年9月，两校更进一步达成“建立两岸清华联合实验室合作”、“联合培养双硕士学位”共识，将成立“两岸清华联合实验室”在学术研究领域相互合作，发展卓越研究，同时进行共同培养双硕士人才计划，未来将朝全面深化交流方向努力。 
　　清华有辉煌的历史与光荣的传统。优良的师资在幽美动人的校园中专心教学研究，培育未来的精英。多年来，新竹清华大学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校园渐趋多元，研究持续进步，在某些学术领域已具国际竞争力，校务有开创性，助建立台湾最具竞争力的科技聚落，相辅相成。 
　　我从小生长在新竹，自1958年起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邻居，初、高中六年期间上下学都穿过清华校园，在清华连续任教超过三十年，与清华结缘深厚，可谓MIT (made in Tsing Hua)，个人如果有一点小成就的话，都是“清华大学”所赐。 
　　我从一个居住在“新竹清华大学”隔壁，常借道“清华”的邻居少年，成为一校之长。约五十年前在梅校长灵堂鞠躬致敬的高中生，何曾意识到有一天与两岸清华永久校长历史交会，不能不说带点传奇色彩。如今在生涯规划之外的情况下，何其有幸担任百年华诞之“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当竭尽全力，在兹念兹，把握历史契机，贡献所长，打造清华为华人首学，及早迈入世界顶尖大学之林。 
　　 
　　新竹清华大学 校长 
　　陈力俊 
　　 2011年3月21日 
　　（陈力俊：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材料科学家） 
　　 
　　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 
　　 
　　清华，你好！ 
　　清华大学即将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作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五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三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竭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五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你好,清华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颂！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山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那样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地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政府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做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型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六十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三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这是不同类型大学分工所决定的。 
　　最后，我祝愿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获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老年教育工作者刘道玉 谨呈 
　　2011年3月19日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阅读



     　　《浦薛凤回忆录》（三册） 
　　浦薛凤著 
　　黄山书社2009年6月 
　　《万里家山一梦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三册回忆录，构成一代学人的心灵史。浦薛凤的一生遭际和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研究清华学者历史命运的一个标本，也是考察清华学者从政的一个切口。 
　　 
　　《联大教授》(西南联大校友笔下的联大教授众生相） 
　　冯友兰等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联大师生弦歌不辍，共同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联大教授》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或描摹同事之神气，或状写师长之风采，凸显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神。 
　　 
　　《清华三才子》 
　　谢泳 著 
　　东方出版社2009年7月 
　　清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全书展现罗隆基、闻一多、吴景超三位以自由个性著称的知识分子的悲凉命运和不屈风骨，探索这批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社会之间艰难判断与抉择的心路历程，揭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所付出的终生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 
　　 
　　《清华园日记》 
　　季羡林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12月 
　　 本书是季先生在清华四年求学的经历，先生原本想像《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那样，写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后来先生改变了主意，干脆把日记原文奉献给读者。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朱自清回忆录） 
　　朱自清 著 
　　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 
　　朱自清先生1925年应聘到清华后，就与清华长期同甘共苦，还一同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自然，他的回忆录大部分是跟清华有关的内容。 
　　 
　　《清华往事》 
　　侯宇燕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将老清华的人文景观结合校园名人逸闻一一道来，刻画当年的清华学者与学子的风貌，以及杨振宁、宗璞等第一代清华子弟的成长历程。下编则记录七八十年代新清华的生活，以及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 
　　 
　　《清华八年》 
　　梁实秋 著 
　　华夏出版社2008年 
　　梁实秋“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本书收入他的散文44篇、小说4篇、诗歌16篇。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里程碑



     　　四月 
　　1978年 中国国务院批准恢复和增设五十五所高校。 
　　1902年 世界第一家电影院“Tally's Electric”戏院于加州洛杉矶开幕。 
　　1973年手机之父马蒂·库伯用第一台便携式手机在纽约进行了首次移动电话通讯。 
　　1975年 美国微软公司创立。 
　　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火山喷发，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猛烈火山爆发事件。 
　　1895年 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判入狱，开始服刑。 
　　1906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半个那不勒斯古城。 
　　1820年 希腊米洛斯岛上的一位农民挖掘出大理石雕塑断臂维纳斯。 
　　1241年蒙古帝国的军队在列格尼卡战役中战胜波兰和军事修士会的联军。 
　　1710年第一个版权法规——安娜法案在英国生效。 
　　1968年 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呼吁结束动乱。 
　　1986年 中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1870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 
　　1929年 摩洛哥举办了全世界第一次赛车活动。 
　　1955年 美国企业家雷·克克在伊利诺伊州开设了他的首个获得特许营的麦当劳餐厅。 
　　1943年 瑞士化学家霍夫曼在实验室不慎让LSD接触到皮肤，从而发现它的致幻效果。 
　　1975年红色高棉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 
　　1958年 北京开始大规模捕杀麻雀。 
　　1919年莱斯利·欧文在美国进行了首次成功的自由落体跳伞，他使用的有开伞索的降落伞是现代降落伞的型。 
　　1940年 电影《魂断蓝桥》首映。 
　　1898年 德国宣布设总督府对胶澳（今青岛）实行“保护”。 
　　1912年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出版首份《真理报》。 
　　1827年 爱尔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哈密顿发表论文《光线系统理论》，建立了光学的数学理论。 
　　18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成立，最初是为美国国会服务的学术图书馆。 
　　1939年 当天出版的第27期《侦探漫》杂志上诞生了一位超级大英雄——蝙蝠侠。 
　　1933年 纳粹德国成立盖世太保。 
　　1810年 贝多芬谱写了著名的钢琴曲《献给爱丽丝》。 
　　1952年 《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 
　　1882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在柏林首次公开展示了他发明的世界首辆无轨电车。 
　　1872年 中国第一张近代报纸《申报》在上海创刊。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新闻



     　　《BBC历史》 2011年3月 
　　《大西洋海战》 
　　1939年9月3日，德军潜艇击沉英邮轮“雅典娜”号，大西洋海战爆发。大西洋海上交通线是英国赖以输入战略物资、料和粮食的生命线，战争初期德军的U型潜艇及其采用的“狼群战术”致使盟军损失惨重。随着声呐、无线电测向仪和更加有效的深水炸弹的发明，战争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倾斜。1945年5月8日，德国海军将领邓尼兹命令德国700艘潜艇全部浮到海面上，向英国投降。大西洋海战结束。大西洋海战是英国的生存根本之战，也是战争史上时间最长、最复杂的持久海战。 
　　 
　　《史密会会刊》 2011年3月 
　　《海盗黑胡子》 
　　“黑胡子”是航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这个绰号来源于他满脸零乱的黑色长胡子。1715年，他指挥着有40门火炮的“复仇女王”号攻击英国皇家海军并取得胜利，从此整个大西洋沿岸陷入“连皇家海军都无法确保安全”的恐怖之中。1718年，他的海盗船被英国皇家海军军舰拦截，黑胡子本人连挨了五枪、被刺二十刀，最终死在英军手中。美国考古学家相信，北卡罗来纳州海滨发现的沉船遗址，就是“黑胡子”的海盗船“复仇女王”号残骸所在地，人们已发现了包括钟、大炮、金粉以及疑是黑胡子佩剑的镀金剑柄等物品，但黑胡子遗留下来的财宝始终没有被发现。 
　　 
　　《军事史》 2011年3月 
　　《传奇的开始》 
　　1917年9月26日，隆美尔所在的营被调往意大利北部，在卡普里托战役中担任保护巴伐尼亚步兵集团右翼安全、夺取意大利炮兵阵地的任务。由于进攻路线面临高耸的山地，隆美尔决定攀沿越过意大利军队防线侧翼进行奇袭，过52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隆美尔的分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意大利军队身后，意大利人几乎无法反抗。此战俘虏了150名军官，9000名士兵和81门火炮，他随即被授予蓝十字勋章。卡普里托战役是隆美尔第一次战略上的胜利，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今日历史》 2011年3月 
　　《中国的积贫时代》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洗劫了中国的皇家园林“夏宫”（圆明园），历史上的这一幕，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成为一座让无数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民族耻辱柱。1949年，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在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这个东方大国实行改革开放，重新与西方国家往来合作，并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然而，历史不公的一面至今仍在继续。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当年制造了这些历史的英国、法国，却始终不愿正视中国正在走出昔日贫弱的这个现实，而且还在试图极力遮掩那些不怎么光彩的过去。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保密简史



     　　维基解密是新生事物，但是人类对秘密的渴望及探求却不是。根据古希腊传说，迈达斯国王的理发师看到国王长着一双驴耳朵的时候，无法承担独自保存秘密的压力，跑到河边芦苇丛旁边挖了个洞将这个秘密讲出来，每当风吹过，芦苇都会说出这个秘密。 
　　大权在握者都倾向于如迈达斯那样，将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军事、外交的问题保密。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如朱利安·阿桑奇那样的人，认为保密本身是错误的。没有哪一方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作为掌权者的精英必然稍胜一筹，而要求公平透明的声音则被压制。我们即将目睹的，是又一场针对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反抗行动被镇压，还是将引发更长、更深远的革命，尚不得而知。 
　　在19世纪之前，当外交事务成为极少数几个人的权力时，秘密交易屡见不鲜。外交官应当对自己服务的政府坦白，而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也认为政府不应该私自查看外交人员的任何信件和包裹。但无论如何，两方从来没有停止互相窥测。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从其他代表的废纸篓里找到了关键信息。秘密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泄露，但是基本上这些掌权者，都不希望秘密被公之于众。 
　　直到最近仍然如是，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容易复制信息的时代——因为打字机、复印机、扫描仪以及电子文本的出现。尽管关键材料，政府可能只有一两份手写本。他们认为锁在柜子里就安全了，但是不然。关键条约、重要战争计划，在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的小说里总是被盗的第一目标，如阿桑奇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威胁要向公众披露其内容。 
　　有一个人或可以被称为阿桑奇的“精神祖先”——在透明政治方面——列夫·托洛茨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后，新的人民政权到处寻找外交档案，并且发布沙皇俄国签订的各种秘密条约，包括如何瓜分土耳其，如何引诱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对抗同盟国。这些秘密一旦公之于众，引起了人们很强烈的对“旧政治”的厌恶，并认为正是这种“旧政治”导致了战争。 
　　这样的认识也许多美国人感同身受。包括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其中第一条就是“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但是当他动身参加巴黎和会时，他及其同仁几乎马上就背弃了自己的原则。而他的继任者更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中，罗斯福用点头和眨眼让斯大林明白，美国不会反对苏联在东欧和中国的扩张。 
　　维基解密告诉我们，外交的本质仍然未变，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制定重要政策，还不如说是人性的角力。而从国王到政客，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在20世纪，很多政府起草了法律和规章，对政府文件进行分类，规定如何进行解密。而在维基解密的时代，即使这样的规定看起来也过时了。我们现在就能得到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一手材料，而不是几十年后。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责怪阿桑奇？退回用鹅毛笔和复写纸的时代？这些估计都不会发生。但是维基解密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变化，可能再也没有人敢不计后果的撒谎了。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新知



     　　江苏发现明代女性木乃伊 
　　2011年2月末，中国江苏泰州出土了一具距今700年的女干尸。干尸的皮肤、头发、睫毛和面部均保存完好，就像刚刚去世不久一样。这位女性身份尊贵，据信生活在明朝。在棺木内，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骨制品、陶器、古代著作和其他物品。 
　　 
　　墨西哥水下洞穴现史前人头骨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报道，潜水人员2007年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一个水下洞穴发现一些骨骼，其中包括一颗人头骨和一些乳齿象骸骨。根据头骨的位置进行判断，该科研组认为这个人是在大约1万年前死在那里的，之后不久这个洞穴就因海平面上升被海水淹没。如果这一猜想得到证实，这个头骨将成为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早期美洲人或古印第安人(Paleo-Indian)残骸。 
　　 
　　早期英国人可能为食人族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英国萨默塞特郡切达尔-高杰洞穴中发现了三个人头骨制成的水杯，大约可以追溯到14700多年前。近期，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能来自被征服的敌人的脑袋，它们还有可能是“紧急食人”现象的副产品。所谓的“紧急食人”现象是指在没有其他食物或食物很少的紧急情况下，被迫以人肉为食。 
　　 
　　埃及木乃伊现世界最早功能性假肢 
　　根据英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两个假脚趾——其中一个在埃及一具古代木乃伊的右脚上发现——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功能性假肢。其中一个大脚趾使用木头和皮革制成，分三部分；另一个被称之为“格莱维勒·切斯特假脚趾”。两个人造脚趾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比此前认为的最为早期的假肢——罗马卡普拉假腿——早了数百年。 
　　 
　　人民日报刊文纪念华国锋诞辰 
　　2011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回顾了华国锋的革命生涯，文章指出，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司母戊鼎将更名“后母戊鼎” 
　　国宝级青铜器司母戊鼎将于2011年3月底入住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三层的青铜厅，同时，它将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 
　　 
　　北京地安门将“南移复建”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有“北京脊梁”之誉，从南往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地安门九座门。如今，中轴九门独缺地安门。为了重现中轴线秩序，恢复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1955年被拆除的地安门复建被提上日程。据了解，地安门“南移复建”的可能性极大。 
　　 
　　东京掘遗址寻731部队罪证 
　　据美联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从2011年2月21日开始挖掘首都东京一处地点，那里曾是一所医学院。一些日本历史学研究人员认为，这里曾经是日军731部队一处研究总部。如果在那里发现遗骨，将极有可能与731部队存在关联。22年前，这附近曾挖出大量遗骨，包括数十块破碎的股骨和头盖骨，骨头上留有钻孔。 
　　 
　　《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女性解放，抑或玩物丧志 
　　晚清民国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都开始参与到各类新兴娱乐中来，她们也成为社会交往活动中广为世人关注、饱受争议的对象，其中尤以“麻将女人”为最。麻将游戏不仅是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的象征，还是男权社会重新套牢束缚妇女的工具。近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粉碎束缚传统妇女枷锁的同时，未能有效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到打麻将上，是因为玩物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 
　　贾钦涵：《玩物丧志·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 
　　 
　　《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6期（12月） 
　　温泉关三百勇士是否真有其事？ 
　　在人类历史上，温泉关战役及其牺牲的300名勇士赢得了古往今来人们无数的赞叹和崇敬。实际上，列奥尼达斯和他的300名战士只是混乱的希腊世界、保守短视的斯巴达外交和激烈尖锐的斯巴达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温泉关战役只是战争史上无数全军覆没的战例之一。列奥尼达斯及其300勇士的伟大形象主要是政治宣传和人为编撰的结果。 
　　祝宏俊：《为什么只有300勇士·希波战争温泉关战役反思》 
　　 
　　《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火器的革新与冷兵器的退步 
　　北宋与南唐之间的皖口之战，不仅决定了南唐政权最终覆灭的命运，也是一次以火箭、猛火油机等当时最新式武器相对抗为突出特色的典型战例。这与宋太祖重视火药武器的研发密不可分，也体现出宋朝整顿军工生产所取得的成果。然而，短兵相接、近身格斗所用的刀、枪、剑等士兵基本装备，却仍停留在唐代的水平上。这其中既有武器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与北宋尚武之风越来越弱的时代特质亦不无关系。 
　　范学辉：《皖口之战与宋太祖朝军事装备的革新》 
　　 
　　《二十一世纪》2011年2月号 
　　“五反”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再审视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五反”运动，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政治转折点。在此运动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中共为什么在此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本文旨在探讨“五反”运动中表现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中的微观机制，即加工订货政策导致利润计划化和商业伦理政治化。前者最终导致私营工商业逐渐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这是经济秩序的再造；后者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资本家在新秩序下的经商理念和精英策略。 
　　郑维伟：《规训民族资本家：“五反”运动再考察》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论述清末改革为什么失败，主要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我则侧重于对传统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一般而言，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波斯、奥斯曼、沙俄和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法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推翻，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 
　　以清末改革为例。首先，其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被列强打败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才会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统治者已经丧失统治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再加上统治者缺乏起码的权威资源对时局调控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危机与混乱。 
　　其次，帝国改革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需要强势人物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型，对这种人才总是进行逆向淘汰。在此种体制下游刃有余者，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时，此类人却没有起码的体制内经验，成为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两难命题。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战略存在重大失误。对当时的中国来讲，1905年以前的集权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日俄战争刺激下的预备立宪，恰是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抉择。此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上加霜。扩大政治参与不但无法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 
　　因此，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希望实现稳定变革，应该具有多元的整合机制，即社会内部所有各要素，在改革中均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整合。 
　　具体来讲，对环境变化的有效适应，除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及社会流动方式等，这些文化思想法治教育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整合。而一元化的专制体制，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成功，是因为地方与个人都具有多元试错的机会。各要素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环境压力进行微观的调试。 
　　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是唯一的试错主体，一旦出现失误，便会落得满盘皆输的悲惨局面。 
　　摘自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载《炎黄春秋》2010年11月号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百年牌照




     　　蒸汽时代的来临使人类交通方式益发多样。蒸汽船数量急剧增加，其航速之快令它赢得了“海上马车”的美名，而随之产生的交通事故也日渐频繁。1783年，法国国王签署法令，加强管理蒸汽船和马车这两种分别在水上及陆上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主人须在船身或车身上钉一块写有其姓名和地址的金属牌，以防止肇事逃逸。但在事故现场，人们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伤者身上，长串的姓名地址在飞速转向或逃离的车船上根本不易识别。随着蒸汽车、三轮汽车和四轮汽车的诞生，事故、纠纷层出不穷，管控手段的缺乏放大了人性之自私，有车一族风光八面，代价却是争吵、混乱甚至鲜血。 
　　1891年，法国里昂市政府鉴于当地交通事故频发，决定为任何“有高速行动力的交通工具”统一派号。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规定是强制性的：“未配备号码的交通工具不得进入里昂城”。车主们只好乖乖地到政府门口连夜排队，办事员一一登记车主与车辆信息，再将号码告诉对方。但如何把号码清楚显示在车身上，车主就得自己想办法。这样一来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们或画或写或漆或刻，号码的大小、颜色、样式、位置都是五花八门。警察们为找出某车辆的号码，总要大费周章，政府为建立秩序而推行的政策竟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无序。两年后，改革出台了：马车与汽车分开编号，分道而行；号码与主人姓名地址合二为一，标明在同一块铁牌上，悬挂于车尾。史上第一批汽车牌照，便在这一年诞生了。 
　　但这不是史上出现的第一块车牌，车牌的真正起源还需要上溯到人们尚未发明汽车的年代——1749年，法国骑警队队长吉约姆向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五上书，要求为巴黎地区所有的马拉车辆配备号码，以便统计。巴黎的马车主们须向骑警队备案领号，但领号与否并不影响马车使用，它只是一项无约束力的规定。 
　　然而，现存至今的最古老车牌属于德国人。1896年4月14日，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警察局为巴尔特先生名下的“瓦尔特布克”汽车颁发了“1”号车牌。这个号码为巴尔特家族沿用，号牌至今保存完好。 
　　继法国之后，德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也纷纷在1910年前完成了汽车牌照的普及。不过，由于各地区风俗民情的差异，以及交通立法的不健全，此时的汽车牌照进入了最为个性化的时代：名字地址的缩写随主人喜好而定，颜色以白底为主，可以配黑字、蓝字或红字，样式有粗体、斜体、划线体甚至浮雕体、蚀刻体、珠光体。材质除了铁以外，还采用木板、石板、烤瓷、珐琅及皮革，富有创造力的车主们还往往将多种材质混用，搭配不同颜色。刻板的车牌俨然成为了一种艺术品。更有甚者，有的车主还别出心裁地在车牌上画上某个标志，以标明自己的身份或职业。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农场主的车牌上，都绘有一枚当地的特产——土豆，在爱荷华州则是一条玉米。 
　　各色古怪的汽车牌照虽然体现了车主们的无穷创意，却让交通管理者头痛至极。进入20年代，各国均以“整肃形象”为由统一定做汽车牌照：铁制上漆成为既定要求、各省市州的缩写均参照国家标准；用字母数字取代冗长的地址人名信息；牌照大小也统一为520mm×120mm，或372mm×135mm。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使钢铁在短短几月间身价倍增。在铁制车牌大量回炉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打造新牌只能另辟蹊径。富裕地区大多选用铜或锡，矿产相对匮乏的地区也不乏奇招：美国爱荷华州用压缩的大豆渣，法国南特地区则用甘蔗渣，不过，由于这两种材质富含蛋白质和糖，该地区的车牌往往沦为动物的美餐。完善的管理制度永远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时间的孕育与各种波折的磨砺。 
　　进入战后的三十年繁荣时期，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行车安全，成为各国交通部门推行任何管理措施的第一出发点。牌照发放须与驾驶执照考核、汽车注册和年检相结合。从上世纪80年代起，车辆管理法案又几经修正，建立了驾照发放与升级、车辆分级、注册、年审、限期报废等一系列制度。 
　　汽车牌照诞生后，消除了更多的交通隐患，保障了更多人的行动自由。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国士无双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 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 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大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于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熊猫外交记




     　　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代熊猫就从中国去往西方国家，掀起了西方人对熊猫的热情和对它所代表的东方国度的想象。自1982年后，我国停止了向外纯政治性的赠送模式，大熊猫出国只能以“访问”方式进行。 
　　 
　　2011年1月9日，英国皇家苏格兰动物学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签署协议，今年秋季中国的两只大熊猫“甜甜”和“阳光”将落户英国爱丁堡动物园。 
　　这对大熊猫让英国政府和民众异常兴奋。英国《卫报》评论称，对一般的英国民众来说，熊猫的光芒甚至遮盖了中英签订的26亿英镑大单。爱丁堡所有民众都在谈论熊猫，“微博网站上充满了‘熊猫’的字样”。爱丁堡动物园负责人说，两只大熊猫抵达后，将大大提升动物园的吸引力，游客数量可能翻番。而同大熊猫相关的玩具、表演等商业项目也将大受欢迎，创造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据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曾因接收大熊猫，一年之内游客人数便从40万人激增到100万人。其实自20世纪30年代，一代代熊猫就作为礼物从中国去往西方国家，掀起了西方人对熊猫的热情和对它所代表的东方国度的想象。 
　　 
　　■ 意外猎物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将一只大熊猫标本带回欧洲。 
　　从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西方探险者深入中国四川、西藏地区寻捕大熊猫，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克里姆特·罗斯福和小西奥多·罗斯福。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追踪大熊猫》中记述道：“我们同时对渐行渐远的熊猫背影开枪，两枪都命中。……我们再次开枪，它应声而倒， 但又爬起身，跑进浓密的竹林。我们知道它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让西方人遗憾的是，探险家们带回去的都只是大熊猫的标本或者毛皮。直到1936年12月，纽约时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尼斯把一只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苏琳带到美国。 
　　苏琳的到来给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带来了意外之喜。 
　　1937年春，苏琳在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展出，它立即成了城里的大明星，它的每一个滑稽逗人的动作，都成了当时报纸和广播的新闻。人们从各处赶来一睹这只“活着的”大熊猫的风采，参观者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四万多人。参观者当中不乏社会名流，甚至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也亲自前往动物园摸了摸苏琳。 
　　曾经在苏琳的家乡击毙一只大熊猫的小西奥多·罗斯福也带着儿子昆丁来到芝加哥动物园，在看到苏琳后，他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做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自己的儿子来代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远征中国西部项目负责人赛奇则完全被苏琳征服，他甚至许下誓言：“我这一生将再也不会射杀一只大熊猫了。” 
　　可惜的是，苏琳于1938年4月1日死于肺炎。 
　　后来，它被制作成标本陈列在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 有生命的“玩具熊” 
　　 
　　苏琳死去的这一年，曾经担任哈克尼斯夫妇捕捉大熊猫帮手的英国人佛洛依德·丹吉尔·史密斯（Floyd Tangier Smith）在汶川收购了12只大熊猫，其中一半死于运输途中，剩下六只经香港带往英国。除了一只在路上死亡，其它五只平安到达英国。它们分别是乐乐（Happy）、杜贝(Dopey)、格鲁贝(Grumpy)，奶奶(Grandma)和年龄最小的贝贝(Baby)。 
　　1939年1月9日，年纪最大的奶奶在到达英国的半个月后死去。二战爆发前夕，乐乐被卖给了德国动物贩子奥托·福克尔曼，在离开欧洲去美国之前，它一直辗转于纳粹德国的各大动物园进行展览。随后，丹吉尔·史密斯把格鲁贝、杜贝和贝贝卖给了伦敦动物园，三只大熊猫被重新取名为唐、宋和明。 
　　1939年12月18日，宋因病去世，次年4月23日，唐也追随宋而去，动物园里孤零零地留下了年纪最小的明。 
　　明的出现正如苏琳当时在美国造成的效应一样，很快成为了当时报刊上、银幕上、玩具业、旅游业的焦点。玛格丽特公主和姐姐伊丽莎白（也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二世）一起到动物园去看望明，它却毫不矜持地抢夺玛格丽特公主手上的小花伞，接着又仰卧在地上，咧着嘴乱哼哼，然后用前肢捂着它的眼睛，让公主挠它的肚子。 
　　旅居英国的著名中国诗人、作家、艺术家蒋彝在与明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后，创作了童话《金宝和大熊猫》和《明的故事》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和大熊猫的故事。在书中他写道：“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代表。它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善良和友好，有耐心，坚持自我。它已经准备好定居在英国，并与英国人成为永久的朋友。” 
　　蒋彝对明的描述是毫不夸张的。 
　　1940年到1941年，当德国飞机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明安之若素地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任凭炸弹像冰雹似的落在周围，它不动声色，玩耍自如。为了鼓舞英国人反抗法西斯的士气，摄影师为明拍摄了一系列快乐生活与安然玩耍的照片，它仿佛成为了这座城市团结、镇定、无畏的一种象征。当法西斯的铁蹄逼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明在报刊上的每一次出现都仿若是对战争的藐视。 
　　1944年的圣诞节后一天，如同它到达英伦半岛的圣诞前夜一样，天空上飘着雪花，明追随他的同伴唐、宋而去。 
　　《泰晤士报》在悼念明的讣文中写道“它是一只最精美的有生命的玩具熊，它可以死而无憾，因为它给千百万人带来了欢乐。” 
　　 
　　■ 政治礼物 
　　 
　　当大熊猫苏琳和明在西方世界里大出风头的岁月里，为了满足西方人对大熊猫的喜爱与占有欲，他们遥远的家乡成为了西方动物贩子们寻宝的天堂。 
　　从1936到1941的六年间，美国从中国弄走了9只大熊猫。4只在纽约动物园，3只在芝加哥动物园，2只在圣路易斯动物园。他们获得大熊猫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是通过传教士，以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大学为据点，以收购、合作、交换、送礼等名目，组织探险家和猎户进入川藏地区搜捕。 
　　中国当局也开始认识到大熊猫在西方世界的价值。 
　　1941年，为了感谢美国人救济中国难民，宋美龄向美国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潘迪和潘达。宋美龄在致纽约动物协会会长约翰·狄梵的信中写道：“作为微不足道的感谢，我们通过您向贵国赠送一对可爱的毛茸茸的黑白大熊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向外国输出活体大熊猫。 
　　在伦敦动物园的唐、宋、明死去后，为了填补空缺，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赠予大熊猫的请求，作为交换，他们将给予中国生物学家全额奖学金到英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在更多政治压力下，四川省省主席张群同意在1945年12月协助英国人组织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分十人一组，深入汶川大熊猫产区捕猎大熊猫。 
　　1946年，大熊猫和中国生物学家一起到达伦敦——这是中国第一次从输出大熊猫上获得实质利益。 
　　从此之后，进入西方世界的大熊猫更多是以政治礼物的方式出现。 
　　 
　　■ “共产主义熊猫” 
　　 
　　因为“冷战”对垒，具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大熊猫最初只是赠予社会主义盟国的礼物，英美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从中国获得大熊猫。 
　　实际上，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分别先后两次致信给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的一对大熊猫”。 
　　迈阿密鸟类饲养场主席安东·福礼门在信中写道：“我最感兴趣的是大熊猫……但是我很抱歉我们的国务院拒绝批准我直接和你的国家交换动物。我不知道你们和日本、菲律宾的关系，通过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你们交换动物或许是可能的。” 
　　为此，北京动物园于1957年5月17日给对外文化联络局写了一封信：“我们应争取和美国大城市的动物园及具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贸易机构建立交换动物关系。通过动物交换可使广大的美国人民知道由中国来的动物，借以达到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好。我们可考虑主动提出交换动物的建议。如果能作好适当的安排，我们也可送出一些比较珍贵的动物，如大熊猫、东北虎、雪豹等。毫无疑问这些动物园是极愿意获得中国特产动物的。如果能够实现，则会为进一步扩大我方影响创造条件。”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熊猫外交记



     　　对外文化联络局回函表示：“在目前中美关系情况下，按照北京动物园所提出的办法，以一二只珍奇的动物与美国动物园交换动物并不适宜。因自解放后，我以熊猫与别国交换动物的，仅有苏联。但考虑到我们一再主张开展各国人民间文化交流，所以也不必正面拒绝对方的要求。” 
　　最终，在各方极力游说下，对外联络局通过北京动物园向美方表示希望双方互相派员到对方动物园直接交换和领取动物，但这一提议却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 
　　1958年，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德默（Heini Demmer）以特有的商业眼光抓住了这次机会。芝加哥动物协会告诉海尼·德默，如果他能从中国得到一只大熊猫，他们愿意以2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 
　　据亨利·尼古拉斯在《熊猫之路》（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一书中所写，海尼·德默是将他和妻子从肯尼亚带来三只长颈鹿、两只犀牛、两只河马、两只斑马送给北京动物园，于是北京动物园慷慨地让他从三只大熊猫里选择一只作为回赠，最后他选中了从苏联返还的大熊猫碛碛（回国后改名为姬姬）。 
　　麻烦随之而来。尽管芝加哥动物协会已经与海尼·德默谈好了价钱，但因为姬姬的“共产主义背景”，华盛顿政府禁止姬姬入境。 
　　于是海尼·德默只能带着姬姬一路向北，先后在莫斯科动物园、柏林动物园、法兰克福动物园、哥本哈根动物园短暂停留。作为战后第一只到达欧洲大陆的大熊猫，姬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在法兰克福动物园，姬姬的到来甚至吸引了意大利著名演员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前来拜访。 
　　1958年9月26日，海尼·德默带着姬姬来到了伦敦。因为财政危机，最初，伦敦动物园只打算让姬姬停留三个星期，但后来，在私营企业的协助下，伦敦动物园以1.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姬姬，最终她成为该动物园的大明星。 
　　 
　　■ 明星效应 
　　 
　　大熊猫姬姬在伦敦动物园得到悉心的照料。 
　　时至今日，英国著名的野生动植物节目主持人奈杰尔·马文(Nigel Marven)仍然记得七岁那年见到姬姬的情形：它住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它只吃由童子军亲自收割的竹子，它的主食除了竹子之外，还有胡萝卜、米饭以及游客带给它的巧克力，它的专属饲养员戴着软呢帽、穿着黑色制服，看起来有些像马龙·白兰度。 
　　人们成群结队地到动物园来看姬姬，姬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英国人的心。 
　　为了给姬姬寻求一个伴侣，1966年3月，分属两个阵营的英国与苏联放下龃龉，达成协议，用专机运送姬姬前往莫斯科“相亲”。当飞机到达谢诺梅捷沃国际机场时，已经有二百多人在等待，其中包括英国驻苏大使、苏联文化部官员、动物园工作人员以及大量新闻记者。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写道：“我曾经去过世界上的很多机场，但从没有任何一位元首或国王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WWF）也看上了姬姬，他们需要一种既有广泛认同感又要在黑白印刷品上具有辨识度的动物作为组织标志，在伦敦动物园红得发紫的大熊猫姬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唯一选择。 
　　此时，在中国，大熊猫的形象得到了政府和全民公认。1961年的《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写道：“大熊猫是中国最著名和最宝贵的动物。”许多以熊猫为名的工厂、产品和艺术品应运而生，最为著名的是南京国营电器厂更名为熊猫电器厂。 
　　进入70年代后，随着西方各国与中国建交，大熊猫成为礼物重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大熊猫黎黎和燕燕落户巴黎文森动物园；1974年9月14日，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抵达英国伦敦动物园；1980年11月5日，西德总理施密特亲自来北京迎接大熊猫宝宝和天天，一起踏上了西柏林的红地毯…… 
　　 当然，最轰动的是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后，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这对大熊猫抵美时，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当它们初次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观众见面时，动物园前交通阻塞。开馆第一个月观众就达一百一十多万人。1992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玲玲、兴兴莅临美国20周年出版了专刊《熊猫热》。 
　　随着熊猫生存环境的恶化，政府担心国内数量本已非常有限的大熊猫日渐减少，自1982年后，我国停止了向外纯政治性的赠送，大熊猫出国只能以“访问”方式进行。 
　　对于西方人而言，值得欣喜的是，仍有14只大熊猫旅居住在他们的世界里。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经远”舰谜踪




     　　 “经远”舰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沉没，关于它的沉没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丹东大鹿岛西南海域，另一种说法是在大连庄河黑岛附近的老人石附近海域。事实上，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方即对四艘中国甲午沉舰进行了探摸，并测定了沉舰的准确方位。然而，日方战后报告始数据和整理后公布的数据却有莫大的偏差。“远”舰到底沉舟何处？ 
　　从2009年7月起，大连庄河市黑岛镇近海，常有操南方口音的人出没。这些人在海面架起钢架平台，不停用“大抓子”砸向海底。 
　　他们的目标是一艘沉船。 
　　到过现场的黑岛旅游度假区工作人员李天龙说，这些人用机械把海底的沉船船体砸成碎片，捞上来卖钱。他曾亲眼看到一块钢制大甲板出水，约摸二十多厘米厚、一米多宽、四五米长，还有一大堆铜水壶等紫铜制品。他还打听到，沉船刚被发现时，舱门尚能打开。 
　　李天龙向那些人要了些“纪念品”，其中有方向盘大小、重20公斤左右的齿轮，大小不一的炮弹头，还有沉重厚实的潜水鞋、钱币、钥匙等。黑岛镇村民管兆福则要了一根约2米长、一寸粗的带锈绿紫铜管，管子已呈扁状，重约7.5公斤。 
　　42岁的潜水员姜世卫，2006年以来也曾多次与这艘沉船“零距离接触”。据他描述，沉船点在庄河镇东南30公里的黄海海域老人石礁东1海里处，距岸边最近距离约7.5公里。整个舰体在海面下约13米处，侧卧海底，舰首朝向西北，左舷在上，右舷在下。露出部分约40厘米，绝大部分被泥沙覆盖。船尾左侧有煤堆，周围寄生着许多蟹子、海螺等。舰面炮台等突出部分几乎已被拆光，甚至能摸到挂在上面的渔网。钢铁外壳腐蚀得很厉害，用手就可以揭下来一块块锈铁皮。 
　　两相印证，这沉船确是一艘战舰。 
　　大连到丹东一带的黄海海域，沉没了多艘近现代战舰，中日甲午海战中沉没的致远舰、经远舰、扬威舰、超勇舰；经历了甲午海战和日俄海战的平远舰；还有在日俄海战中触礁沉没的沙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等。姜世卫触摸到的，会是哪一艘？ 
　　 
　　■ 沉船是“经远”？ 
　　 
　　2011年初，大连文保部门公布水下考察结果，称庄河近海这艘被南方“海盗”洗劫的水底战舰，很可能就是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沉没的经远舰。 
　　“经远”舰是1887年7月在德国伏尔铿（vulcan）船厂建成下水的装甲巡洋舰，特点是甲厚抗击打。造价865，000两白银，与“来远”号为同级姊妹舰，原定用于台湾海峡防务，后留用北洋，并于同年11月加入北洋水师，在当时都属于世界先进军舰。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中，“经远”和“致远”编在同一小队，先后战沉于黄海海域。 
　　除了姜世卫的“零距离接触”外，大连方面认定沉船是“经远”舰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至今还在庄河黑岛一带民间口口相传的关于甲午海战的零星记忆。 
　　在庄河市史志办工作过的张天贵老人，称其“清楚记得老辈人讲述的战争往事”：甲午海战那一天，当地上山干活的农民忽然听到海里炮声响。第二天，有渔民出船，看到海面上有一些奄奄一息的人，抓着漂浮物漂到了老人石礁附近。渔民们一共救上来16个人。“那些人获救时，衣服都被浪头打没了，光溜溜上岸的，后来把植物的叶子围在腰上。” 
　　庄河业余文史爱好者赵克豪则说，在中日甲午海战日方拍摄的一张“经远”舰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模糊的海岸线。去年3月，他搭船到老人石附近望向黑岛这边，发现海岸线的轮廓形状与照片背景中的海岸线极相像。 
　　此外，据当地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沉船方位与该船实际方位颇接近：“是时，舰在虾老石(即老人石)东八里许，士卒皆请林（永升）就岸，林不肯，躬亲炮弹，督战未几，左臂中弹，舰突亦被击碎，林知事去，返身入内，扁锁仓门，危坐以殉。” 
　　今年年初，《辽宁日报》更以一个整版报道“经远舰水下谜踪”，并提及“一位山东学者从日本防卫厅自卫队史料馆里”找到了经远舰沉没的确切经纬度。 
　　 
　　■ “经远”悲歌 
　　 
　　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说，他正是《辽宁日报》刊文中提到的“山东学者”，但他并不同意大连方面的结论。 
　　他说，关于“经远”舰沉没情况，早有信史记载且互相吻合： 
　　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经远”等10艘中国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鹿岛以东海域意外相遇。其时，因日本急速对外扩张将目标瞄准中国，同时斥巨资向西方购买军舰组成的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已成死敌。刚结束的丰岛海战中，日军还偷袭了清军运兵船。此时，相遇即意味着生死决战。 
　　12点50分，北洋舰队旗舰、当时亚洲第一巨舰“定远”率先向日舰“吉野”开炮，中日黄海海战打响。“经远”与“致远”一起，组成了北洋舰队左翼小队。 
　　双方激战至下午3点半，“致远”沉没，之后“经远”被迫单枪匹马面对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先以鱼雷，继以丛弹”，“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脑裂而亡”。17时03分，“经远”被“吉野”击中左舷水线带装甲。 
　　据日军参谋釜屋忠道海军大尉记载，当时他看到“经远”中弹部位刚好在装甲带拼合处，装甲带立刻发生破裂及至部分脱落，“吉野”舰上甚至可以看到“经远”舰裸露出来的钢梁肋骨。 
　　随即，日军新式的下濑火药炮弹——这是一种爆炸力远胜黑火药、“可以点燃钢铁”的新型无烟火药——又在“经远”的主甲板上造成了二三处火灾。尔后“经远”全舰被大火围困，浓烟滚滚，海水从水线带装甲的裂口大量涌入，舰体无可挽回地向左倾斜。 
　　17时25分，连续遭受了半个多小时饱和炮击的“经远”再也无法支撑，舰体继续向左侧倾斜，“螺旋桨露出在空中旋转，红色的舰底一览无余”，军舰的侧倾逐渐到达可怕的90度。4分钟后，“经远”向左侧翻转，二百多名大清水兵，与他们头顶的那轮太阳一起没入了黄海海底，管带林永升以下231人殉国，仅16人生还。（陈悦《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 
　　 
　　■ 庄河沉船多处细节不合史实？ 
　　 
　　对照信史，《庄河县志》记述与之差异甚大，而多份甲午海战后的中日官方报告，也对“经远”沉没细节及管带林永升之死有详述。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清廷申请为海战殉难将士优恤的奏折中明确提及“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聚围“经远”，拒战良久，遂被击沉。”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海战后的正式报告也称 “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 
　　如是，则林永升的阵亡时间是在“经远”舰尚未退离战场之前，也不是自锁舱室坐而待毙，而是非常惨烈的脑裂而亡。 
　　1918年，民国政府海军部编纂的官方军史《海军实记》中，在涉及林永升殉国细节的部分，也确认其“中弹破脑而亡”。 
　　此外，黄海大东沟海战后，不仅是中国，参加追击和最终击沉“经远”的日方 “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各舰舰长，也均对战斗行动做出了详尽汇报，其中多处涉及“经远”舰： 
　　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报告称，五时五分，敌前部炮台旋转失灵，此时敌舰（“经远”舰）朝向东方……敌舰内火势益炽，中部及后部火焰冲天，舰体渐渐向左倾斜……下午五时二十五分，倾斜益甚，其右舷螺旋桨已露出海面，军舰前部也燃起大火。下午五时二十九分，左舷舰首首先没入海中，随之军舰以船首向东、左舷先沉的形式沉没。 
　　而“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高千穗”舰舰长野村贞也都提及，“经远”舰系后部被击中引起大火，继而前部大火，然后左舷下，右舷上，舰首略朝东侧逐渐沉没。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经远”舰谜踪



     　　陈悦认为，这与黑岛沉没说中所称的舰首朝西北，右舷下，左舷上的姿态刚好完全相反。 
　　 
　　■ 日方档案早有沉船坐标测定 
　　 
　　陈悦曾多次赴日本查找日方军事档案。他发现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方即对四艘中国甲午沉舰进行了探摸，并测定了沉舰的准确方位。相关数据在甲午战争后日方根据第一手军事档案编纂的《日清战史》中有直接公布。 
　　1981年，孙克复先生出版 《甲午中日海战史》一书中，参照日本公开发行的书籍，标示了“经远”舰的沉没位置：经纬度为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9度51分，这个位置在庄河虾老石东北方十余海里，但这与黑岛沉船位置并不吻合，同样也不吻合陈悦在日本海军档案《日清海战史》黄海役附图（未刊稿影印件）中查到的数据。 
　　据日方战后报告原始数据，“经远”沉没点为东经123度33分，北纬39度32分，沉没深度十五寻，约合27米多，在石城列岛东南、大鹿岛西南方向，处在现代庄河鱼礁区和东沟鱼礁区的交汇点上，海底为沙泥底，经过百余年淤积，现代该处水深仅18米左右。 
　　而日方整理后发布的数据则是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8度58分，在海洋岛以南黄海中心地带，偏离主战场甚远。 
　　老人石礁大致经纬度是东经123度17分，北纬39度37分，水深7米左右。据此，陈悦认为由此往东推展1海里的海域，与日方记录的任一“经远”沉没地都没有任何关系，即黑岛附近的沉船并不是“经远”舰。 
　　至于日方两份数据的差异，陈悦推测，“不外乎测量修正或故意隐瞒”。根据一张日方在“吉野”号上拍摄的“经远”覆船照片——也就是赵克豪称极似黑岛海岸的照片——背景有极远的模糊山影，这或能佐证日方原始档案数据为“经远”沉没地的可能性大些，但“海上能见度高时可以在威海湾看到成山头的海岸”，陈悦觉得不能轻易排除日方后发数据的准确性。 
　　探摸测位的同时，日方还尝试过打捞甲午沉舰。 
　　1894年10月13日，营业位置在日本东京京桥区木挽町二丁目十三番地的打捞公司负责人山科礼藏，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打捞“致远”和“经远”。 11月10日，日本政府批准了打捞请求，两艘中国军舰成为其私人打捞物，但此后具体打捞作业情况不明。 
　　不过陈悦在日本多方查找，并未发现有出水的“经远”遗物。很可能日方也未能成功打捞到“经远”舰，因为日方当时标定的可能沉没坐标，都在水下近20米或更深，超过当时的打捞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 
　　1937年，日方又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当时23岁的丹东市东港大鹿岛村渔民李桂滨，因被日本人征发上船而亲历了其中的致远舰打捞：“日本人先是派潜水员下水安上雷管，然后一按按钮，‘轰’的一声，连鱼虾带钢铁都震了上来。”李桂滨回忆，日本人从海底送上打捞船的物件，有枪、炮、炮弹，“光带轱辘的小钢炮就有好几挺！” 
　　这次打捞持续了一年多，另有参与打捞的见证者称，当时看到“致远”舰大约有4层，日方拆了两年多时间，只拆了一层多，主要是把甲板和钢材拆走，船体则未受大的破坏，后来又用两艘吊船将舰船的一个螺旋桨拆走。 
　　 
　　■ 中国三次试图打捞甲午沉舰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部门也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甲午沉舰，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筹集了资金来到大鹿岛海域，在进行探摸时，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此次打捞就此搁浅。 
　　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打捞“致远”、“经远”等4艘甲午沉舰，后因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 
　　1997年，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所副所长柴勇军牵头，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张序三中将任总指挥，时年74岁的中国打捞技术权威、前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任现场总指挥，再次组织勘测打捞。 
　　张智魁回忆，当时大家都明白四艘军舰沉没的地点是在大鹿岛附近，但是想探摸出确切位置，却很不容易。因为一年中最佳海上工作时间仅4个月，而四艘战舰可能的沉没点有13个。并且大鹿岛附近海域水流湍急，普遍深达十六七米。 
　　尽管“打捞办”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专业人员，还携带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下探测设备如旁测扫描声呐仪、海空核子旋进磁力仪等， 但从5月1日开始到6月底，近两个月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场指挥部不得不暂停海上作业。 
　　这时，庄河黑岛镇百年来一直口口相传的沉舰传闻，纳入了“打捞办”的视线。8月1日凌晨6时，探测队乘船赴老人石西南侧搜寻，两船仅仅拖拉了4个来回，突然钢索被卡住。潜水员带着工具扎了下去，不料竟靠手摸到了参差不齐、高出海底约半米的铁板。 
　　七天的连续探摸，潜水员摸出海床上沉船的舷板长度为65米，艏艉摸不到头，用钢钎插，泥里还埋有二十来米的样子，符合“经远”舰82米的长度，整个船是东南—西北走向。潜水员捞上了3件钢铆构件，一个直径390毫米的人孔盖，还有燃料渣。张智魁回忆，当时请来北京考古专家对捞上来的文物进行鉴定。虽然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艘沉船身份的文物，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沉船不是商船而是军舰，结合当地渔民的可信传说和县志记载，现场指挥部人员确定此舰为“经远”。 
　　最后的勘测报告称，“致远”舰定位在距离大鹿岛约13.5海里、距黄石礁约3000米的一处海床；“超勇”舰位于大鹿岛西南10.79海里；“扬威”舰沉没于大鹿岛西南约7海里处；“经远”舰沉没位置距大鹿岛22.67海里处。 
　　在确定沉舰方位后，国家文物局取消了“打捞办”，尔后垫资出力的民间打捞公司，与合作方对簿公堂要求付清垫付款，这次沉舰打捞计划就此夭折。 
　　作为近代海军史和舰船技术史研究者，陈悦认为，对于北洋海军沉没舰只的情况如果不掌握确切的史料或者没有足够的辨识依据，贸然对一些不明的水下沉船进行打捞或者指认其身份，反而会对学术研究和水下文物保护带来负面影响。陈悦透露，他将会推动有关方面、联合民间力量，根据从日本军方档案中分析出的更多信息，对其标注沉没在大鹿岛周围的北洋海军战舰遗骸的水下情况进行勘查，其中日方军事档案所载的两处“经远”沉没地点是重点调查对象，并争取能够拍摄到“经远”遗骸的水下影像。（本文写作得到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经远舰相关数据： 
　　排水量2900吨 
　　船长82.4米 
　　船宽12米 
　　吃水 5.11米 
　　马力 4400匹 
　　航速 15.5节 
　　火炮 210毫米炮两门/150毫米炮两门/47毫米速射炮两门/37毫米机关炮五门/鱼雷 发射管4具/ 
　　装甲 50-240毫米 
　　乘员 202人 
　　管带 林永升 
　　“经远”是一艘打了折扣的铁甲舰。 
　　清政府打造“经远”舰的初衷，是希望它成为“济远“级装甲巡洋舰的优化改良型，然而由于批拨经费有限，这级军舰的排水量被限制在了2900吨。 
　　2900吨的军舰，既要布置足够的武力，又要安装足够的装甲，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最后结果是“经远”级军舰的武力和防护都打了折扣。 
　　相比于之前军舰窄如机枪射口的司令塔观察窗空隙，“经远“通过扩大空隙获得了视野，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其防护效果明显降低了，因为稍小的弹片甚至小口径炮弹，都有可能穿过缝隙顺利飞入“经远”司令塔内部。 
　　更为致命的是，“经远”的水线带装甲交接采用的是类似叠罗汉般的累积方式，一旦交接拼缝处被击中，极容易造成装甲带开裂进水的可怕后果。 
　　1894年9月17日这天实战的结果证明，正是这两个致命缺陷，给“经远”舰带来了灭顶之灾：先是弹片飞进司令塔击中林永升头部，致其当场死亡，尔后炮弹命中“经远”水线装甲复合处，直接对战舰造成了致命创伤。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武汉:砍下独夫暴政的头




     　　1911年10月13日，黎元洪大都督公告“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并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宣示“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这并非改朝换代，而是砍下2000年暴政专制的头！ 
　　 
　　2010年10月10日10:40，飞机在武汉机场徐徐降落。中午时分，天气阴沉，细雨绵绵，笔者驱车横渡长江，来到武昌红楼广场。 
　　99年前的今日，武昌全城惶惶不安，吹着大革命山雨欲来的狂风。秋雨滴面，笔者恍惚间跌入了那场改写中国历史命运的风暴漩涡。武昌全城戒严，城门加派警力，早七点开晚九点闭，夜间行人必须要有通行证。密探上街，盘查可疑行人，旅社客栈一律地毯式搜查。武汉三镇江面大小船只全部禁行，楚豫、楚谦、楚材、楚有四艘炮舰24小时生火，装弹巡逻。新军各营不许士兵随意请假，军营、警营加双岗。清廷疯狂搜查营内革命党，没收士兵子弹，鼓励士兵相互告密，隐瞒不报一经查出诛灭九族。谁敢革命，就砍谁的头！城内的旗人官僚和高级将领最为恐惧，纷纷将家眷和财产偷偷转移到上海。城内外新军共7000人，旧军巡防营7500人，如临大敌。 
　　事出有因，1911年9月24日，胭脂巷胡祖舜寓所，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议定农历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起义，蒋翔武任临时总司令，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任总理。后采纳湖南焦达峰意见，延期至10月16日。 
　　10月9日，孙武在革命党总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调和炸药时，不慎用力过大，火星喷吐，引爆了屋内炸弹，孙武脸部重伤，被护送到德租界同仁医院。俄租界警察闻讯赶来，起义旗帜、文件、花名册完全暴露。汉口长青里革命机关随即被查获，齐某、刘某叛变，又导致分水岭、黄土坡、龙神庙等处机关被破获。四十余革命党人被铺，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烈士宁死不屈，于10月10日被杀，今天武昌红楼广场南侧即有“彭刘杨路”。 
　　 
　　■ 楚望台的炮声：民主与自由的怒吼 
　　 
　　红楼广场，当年叫“阅马场”。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馆原为湖北省咨议局旧址，北望黄鹤楼，东厢蛇山绵延。武昌古城以汉阳门为始，自北逆时针顺序为平湖门、文昌门、望山门、保安门、中和门（今起义门）、通湘门和宾阳门。清总督府坐西，楚望台坐南。距离笔者所在位置一千二百余米，百年前即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营地。笔者看表，12:20，当年此刻，工八营革命总代表熊秉坤正在营内饭堂，召集同志密会。 
　　熊秉坤对大家说：“尽早奉总机关命令，我营首先发难，目标军械所。我营打响第一枪。”其实，革命党高层此时或被捕、或躲避、或外调，均无法联系，熊只好随机应变。众人皆惧，有人发抖。熊秉坤拍案而起，“干革命为的就是牺牲！怕死也没有用。我们的花名册被总督府拿到了，按名字抓人，一个也逃不掉。反是死，不反也是死！黄花岗革命同志，死得其所，死得痛快！更何况，我们还有成功的希望，死中求生！”众人镇静下来，商议下午3点晚操结束后，即可起义。 
　　晚操突然取消，熊秉坤及时下密令，改为晚七点起义，秘密下发子弹、起义符号和炸药。暮色已深，工八营营地内党人纷纷擦枪装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察觉异样，突查营房，发现该排士兵程正瀛正在装枪，陶启胜大惊，拉开程正瀛的枪栓，内有子弹，大怒，“哪里来的子弹？”程正瀛不答，有人密报后队副排长金兆龙也在擦枪，陶启胜命士兵将金兆龙引来，问：“你刚才擦枪，为何如此？” 
　　“以备不测。”金兆龙答。 
　　“你们这是要造反，绑了！”陶启胜大怒。 
　　 金兆龙大笑，“今日之事，是我做的。今日之人，都是同胞，谁也不能绑我。”程正瀛在后，突然拿枪托朝着陶启胜头部致命一击，陶倒地毙命。党人方舆潜至营外，向营内投掷了一颗炸弹。听到爆炸，熊秉坤、吕中秋、徐少斌等冲出营房，击毙代营长阮荣发、排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普通士兵没有枪，便拿起营房内的花盆、脸盆、痰盂等物砸向中高级军官。熊秉坤鸣笛，三十多人汇集，撬开营房军械库，不见子弹，只有十二把军刀，分发给战士。又走至军需房，劈开铁箱，只见数百银元，有人争抢，熊秉坤投火把于箱中，方始动身。届时，全营大乱，人嘶马啸，大火冲天。 
　　杨金龙先锋，熊秉坤押后，起义军杀出营门，武昌起义爆发了！ 
　　楚望台，位于通湘门内，梅婷山上。2010年10月10日20:00，笔者夜拜“辛亥革命楚望台旧址”，这里是晚清湖北总军械库。99年前的此时此刻，同样是乌云滚滚，同样是小雨淋淋，熊秉坤的敢死队很快就要杀过来了。清军监视官李克果下发子弹准备防卫，守军里的革命党人罗炳顺、马荣趁机起义，接应熊秉坤部队上山。 
　　尔后，熊秉坤令金兆龙领军夺取南湖八标炮营，拖炮入城；汪长林率部巡视楚望台到通湘门，监视宪兵营动向；汤启发率部巡视中和门前后街地段。 
　　汪长林带侦察班探巡楚望台西南门城墙边，遇见本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引至楚望台，众士兵拥护吴为司令。经革命同志商议，推举吴兆麟担任临时总司令，熊秉坤改任总参谋长。 
　　是夜，金兆龙部将大炮拖拽至楚望台，革命军在中和门、蛇山设炮兵阵地。伍林正领军经津水闸向保安门，旷名功领军经紫阳桥向王府口，熊秉坤领军经保安门正街，三路夹击，强攻总督府。 
　　 湖广总督瑞瀓、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被起义枪声惊醒，急电各营镇压。可是，大多数高级军官无不害怕革命党，大多临阵逃散。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枪炮声惊醒，接总督府电话知革命事起，忽听营中一人大喊“同胞速出，去攻督署！”把黎元洪吓得跳了起来，冲出室外，喊叫者是临时总指挥部联络员周荣棠，见黎元洪，快步上前，“大帅，革命成功，请快反正！”黎元洪大怒，挥刀砍死周荣棠，遂引军出营，突遇一队革命军，革命党人喊道：“黎大帅不要糊涂！我们今天不是造反，你要为身家老小着想！”黎元洪大骇，逃到自己的小妾宅中藏匿。 
　　革命军在蛇山设了三个炮兵阵地，在中和门设了两个炮兵阵地，可全城无光，黑云遮月，炮兵找不到总督府位置，发了几炮，偏离太远。熊秉坤遂令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率部三路兵进，前往总督府放火。一路军由王府口到小都司巷间，一路军由水陆街、大金龙巷，到小菜场；一路军由保安门正街，到东辕门。半个小时后，三地纷纷起火，把瑞瀓的总督府正好夹在中间，为大炮夜射提供了最明亮的坐标。革命军切断清军各营电话线。 
　　瞄准总督府，革命军蛇山炮兵平均射距2100米，中和门炮兵平均射距1500米，“开炮！”一声令下，炮弹潮水般狂泻至总督府，射击太准，炮火太猛，府院内顿成废墟，守军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总督瑞瀓仓皇间破后围墙，钻洞而出，经文昌门，登上楚豫炮舰飞逃。瑞瀓在炮舰上电奏北京：“革匪创乱……其党极众，其势极猛……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 
　　革命军大炮响起，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再无顾忌，陆续起义。熊秉坤汇合各队士兵，分三个梯队，叠次前进，攻略恤孤巷、崔家院巷、望山门街等地，先头部队行至望山门街陈宏发酱园门口，离总督府东辕门只有百步之遥。突然，望山门冲下一支清军，起义军被前后截断，阵脚大乱，原来，城墙上早有张彪率机关枪队、辎重营两队，武装消防队员扼守。清军机关枪队猛烈扫射，革命军大败，张彪悍然反扑，攻克保安门。 
　　清军专注于城墙反攻，忽视了城下战场，熊秉坤趁机组织40人敢死队，带着火油引火物料，沿保安正街一线，一举攻破东辕门，火烧总督府，烧死清军极多。张彪正在保安门城墙上激战，见总督府被攻破，痛极吐血，左腿忽中弹，惨叫栽地，被随从背起，渡江而逃。 
　　清军由此彻底崩溃，兵败如山倒。革命军迅速控制咨议局、财政局、军需局等紧要机关。血战一天，革命军在咨议局成立湖北革命军政府，胁迫黎元洪任大都督，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政体为五族共和，以红黄蓝白黑之五色旗为国旗。至10月12日，武昌、汉阳、汉口、汉川、京山全部解放。13日，黎元洪大都督公告“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并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宣示“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益敦睦邻。”这非改朝换代，而是砍下2000年暴政专制的头，共和苦斗16年，封建中国开始“变天”了！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武汉:砍下独夫暴政的头



     　　 
　　■ 汉口惨败革命危急，河北兵谏力挽狂澜 
　　 
　　2010年10月11日上午9时，笔者登顶黄鹤楼，极目楚天。当年，这里是革命军的炮兵阵地，遥望两汉，俯瞰大江。方圆百里，民军和北洋军水陆大战，炮火连天。革命党各地响应，以汉口之滚滚鲜血，吞没了清廷的垂死挣扎。 
　　13日，陆军大臣萌昌沿京汉铁路坐火车南下，萨镇冰率领清国海军军舰，程允和率领长江水师南下。清廷授袁世凯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14日，清军第二、四镇各一部，抵达滠口，前锋至刘家庙。清廷谕令前线各军由袁世凯调遣。 
　　15日夜，黎元洪和原八省豪捐大臣柯逢时密约，如革命成功，黎元洪保柯逢时身家性命，如革命失败，柯保黎之身家性命。16日14:00，咨议局前，阅马场中央，黎元洪剃发，登台祭祀黄帝，号召全军力战汉口，并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同日，民军进攻清军主阵地：刘家庙车站，打响了惨烈的刘家庙拉锯战。 
　　至18日，两军交战白热化，两岸一江，水、陆、炮混战，沸反盈天。当日，汉口各国领事宣布“现值中国政府和中国民军，互起战争”，将“严守中立”。民军和北洋军来回拉锯，战况极为惨烈。 
　　29日，清军重炮队、机关枪队、步队，联合发起总攻，民军死伤惨重。 
　　11月1日，清军放火焚烧歆生路民房，冯国璋会见日本特使，说“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除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之外，甚至或将不免要求租界内之外国人暂时全部退出也未可知也。”清军焚城，大火两天两夜，汉口五分之一的市区化作焦土。 
　　正当清廷调兵遣将镇压起义时，10月27日，革命党人张绍曾在河北滦州发动兵谏，率第三镇协同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联名电奏，附二十四条政纲，威逼清廷24小时以内速开国会，大赦革命党，组织责任内阁，并杀气腾腾地表示“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张绍曾又通电全国：“（我部）政变之源，皆由政治不良引起。” 
　　清廷束手无策，一面紧急准备隆裕太后和宣统帝热河避难，一面迅速以宣统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开放党禁，大赦党人。至此，清廷对自身官僚体系的统辖威望完全消失，河北兵谏仅一天后，山西独立，阎锡山任都督；云南独立，蔡锷任都督。仅两天后，江西独立，吴介璋任都督。虽然汉口惨败，革命党却声威复起，如日中天！ 
　　汉口球场路2号，为“辛亥革命首义烈士墓”，座座烈士坟冢，百年前一团血，一条命，回顾革命16年(注：从1895年革命党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共计16年），黄泉路上多为风华正茂之青年！ 
　　 
　　■ 长江两岸的政治炮战，大清国名存实亡 
　　 
　　拜谒完首义烈士墓，笔者赶往武昌洪山区伏虎山，其上有“辛亥革命先烈陵墓群”。驱车过大江，江面烟雨迷茫。百年前，武汉长江两岸上演了史无前例的大炮战，民军炮队据大别山、蛇山等处，清军炮队据汉口歆生路花园等处，猛烈互射，11月7、8日，炮战达到顶峰，昼夜不息。 
　　为何两军只发炮，而不大举渡江呢？因为，这是一场政治战。 
　　1911年11月1日，清海军三艘兵舰反正。3日，黄兴在武昌登坛拜将，任战时总司令，到汉阳接防备战。同日，袁世凯亲抵湖北孝感前线，痛感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过大，急电北京补给军需，以备渡江。 
　　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革命党在北方再次重拳出击，几乎将其拦腰砍断。5日，革命党北方领袖、清军第三镇统制吴禄贞，在河北正定突然下令切断京汉铁路，截留清廷运往湖北前线的大批军械物资，并通电全国，命令清廷大赦革命军，撤回冯国璋汉口部队，弹劾萌昌。吴禄贞和阎锡山组成燕晋联军，自任大都督，联系河北滦州张绍曾部，计划东西夹击北京。当日，上海、浙江、贵州一齐独立。 
　　吴禄贞这一击，令袁世凯在汉口停滞整整十天。其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派王中隆部、甘兴典部，万人抵鄂。至9日，苏州、常州、松江、靖江、广西、安徽、镇江、福建、广东独立，黎元洪通电起义各省，邀请代表到湖北组织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黄兴直接致函袁世凯，令其反正，拥护共和。 
　　民主与共和，袁世凯挡不住历史潮流了。6日凌晨，袁世凯指派刺客马蕙田、夏文荣、吴云章、苗得林四人，刺杀吴禄贞。12日，袁世凯到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此时，独立各省代表正在武昌紧张筹划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快刀斩乱麻，首先裁撤第三军，重新编排第二军，撤去载涛。其次，调冯国璋回京，任军谘府大臣，统领北京禁卫军，掌握满清皇室的生死大权。最后，罢黜摄政王载沣，独揽大权，清廷被其玩弄于鼓掌之间，名存实亡。 
　　汉口前线，由段祺瑞任湖广总督，统率冯国璋军，袁世凯严令采取守势，决不渡江。民军则休养生息，加快建立民国。双方保持“沟通”最好的方式，就是炮战。11日，江苏、浙江、上海都督致电起义各省代表，邀约到上海商定组织临时政府。12日，北洋军请俄国当中间人，约民军代表谈判。袁世凯以清廷退位为筹码，换取大权，革命党见招拆招，利用、消灭袁世凯。辛亥革命由此步入最后的决战！ 
　　伏虎山苍翠凝重，孙武、熊秉坤、蒋翔武等武昌起义首领皆长眠于此。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末代皇帝”溥仪向熊秉坤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敬你一杯。”熊秉坤回答：“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如今，皇帝“乱党”皆作古，辛亥革命已百年！（本文的小时和分钟，综合大量原始资料文献比较辑录而成，均为约估，仅供参考。）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巫宁坤:受难心史




     　　劫后余生的巫宁坤用一句话概括他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他的个人史，也是同时代诸多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第一次见到《一滴泪》一书，是在余英时先生家里。《一滴泪》伴我度过从普林斯顿到耶鲁再到波士顿的火车时光，我深为巫宁坤先生的故事感动，几欲落泪。到了哈佛大学，我决定访问巫宁坤先生，一问余英时先生，原来巫先生住在华盛顿，再问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谭加东，原来他们是忘年交。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2007年12月6日晚饭后，谭加东开车带我来到巫先生家。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一句话都会笑。 
　　我感佩《一滴泪》中笑对苦难的豁达气度，“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一句使我心灵如同触电。巫先生笑道：“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联大生活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我说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巫先生便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很珍贵，用毛笔写的，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拿点稿费吃馆子。” 
　　我好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巫宁坤说：“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上。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她很喜欢我写的诗、小文章。” 
　　我访问过的何兆武、杨苡、方贵龄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巫宁坤在西南联大读了一年半，杨苡和她哥哥杨宪益都是他的好朋友。 
　　巫宁坤回忆：“那时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欣赏文学，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超出了教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我也是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吴宓。” 
　　我问起沈从文的旧事。巫宁坤说：“沈从文先生没有架子，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我非常喜欢沈先生的作品，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谈。沈先生的书鼓舞人心。” 
　　巫宁坤也与卞之琳时相过从：“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对我影响很大。”我即刻说：“我到耶鲁访问了张充和女士。”巫宁坤笑道：“充和是我的表姐。卞之琳追张充和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 
　　我问：“您在西南联大的兴趣在哪里？”巫宁坤说：“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我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你听说过杜运燮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至于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巫宁坤说：“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他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 乡土情怀 
　　 
　　1941年，巫宁坤在西南联大只读了一年多，毅然到空军当英语译员。“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同时报名，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巫宁坤回忆，“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第一个辞职。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在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留下来念博士学位。” 
　　1951年夏，巫宁坤为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候选人，正在写博士论文，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谈起当时的想法，巫宁坤说：“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在美国时，中国的亲友不断来信劝巫宁坤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教书最主要的促使者是赵萝蕤。两人学的是同一个文艺理论，皆属芝加哥学派。巫宁坤说：“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时代变了，就跟着走，不是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对陈梦家先生的遭遇深表惋惜。巫宁坤说：“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 
　　临回国前，李政道去送巫宁坤。在北京，巫宁坤还可以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时代》《生活》杂志，得知李政道在国际学界大获成功的新闻。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 ，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巫宁坤:受难心史



     　　 
　　■再教育中断研究二十年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就被调去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当翻译。一起工作的有卞之琳、朱光潜、钱锺书、李赋宁等人。巫宁坤回忆：“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吗？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 
　　我问：“您在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巫宁坤说：“那当然是很自由，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教书。同在南开大学教书的有著名教授雷海宗，巫宁坤回忆：“我是因为政治问题没搞清楚到南开大学去。雷海宗跟郑天挺都是北大、清华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学问。翦伯赞要当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里怎么行呢？翦伯赞的威信怎么树立起来呢？因此把雷海宗搞到南开大学去了。后来评教授的时候，郑天挺评了一级教授，雷海宗才评了二级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教授。 
　　我问：“穆旦（查良铮）在南开大学的时候也是郁郁不得志？”巫宁坤说：“那当然了，南开大学的人应该是有些自卑感，怕别人比他们强。我们新来的人都要受他们的排挤。”我说：“穆旦的诗后来被推崇得很高。”巫宁坤说：“后来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这话当然有道理，他的诗写得好。” 
　　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极右分子”，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文革”期间，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问：“像在‘反右’、‘文革’这些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巫宁坤说：“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很痛心，因为我是很喜欢吴先生的，我们一起打桥牌，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很多人起初也是没有办法，那就跟着走吧，像政治学习很多人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再发言，就是怕被抓住小辫子。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还是觉得总要让人干事情，后来到了‘反右’才发现，左右这些人，他们是为虎作伥。” 
　　 
　　 ■ “我要自由的文学”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改正，返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巫宁坤又见到许多老朋友：“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 
　　巫宁坤觉得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他才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当时汪曾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巫宁坤回忆：“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看透了这些表面的文章，很寂寞。” 
　　而对自己二十多年有没有机会做学术研究，巫宁坤笑道：“无所谓嘛，我们的灵魂在受再教育。我后来也写不出来了。脑子真正松开恐怕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成都会议上讲了一番话，那很有意思：我要自由的文学。余英时非常欣赏这段话。实际上我们不懂政治，现在很多内幕出来了，我们是一无所知，就是周一良说的书生本色。 
　　周一良后来也忏悔了。穆旦被批以后，在他们家就变成划清界限的对象了，穆旦的太太是周与良。周家有很多党员，所以对穆旦很看不上眼，穆旦后来变成‘历史反革命’了，周家可能也没有人去他的追悼会。周一良到晚年，是坐着轮椅到穆旦坟前去忏悔。周煦良是我的好朋友，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从扬州跑出来，跟他坐着同一趟火车，他和他未婚妻要到四川大学。后来他在华东师大，‘文革’结束以后，他到北京去开会，我陪他去看望周一良。周一良当时问题还没有解决，情绪很大：‘我有什么问题，叫我检讨这个检讨那个，我有什么好交待的？！’” 
　　历史奇妙地让巫宁坤做起了翻译的工作。我问：“您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说：“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五十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没有做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我又问：“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巫宁坤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我寄给他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的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是你。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样我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强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1982年，受加州大学的邀请，巫宁坤到了美国。从此他的履历有了这些记录：1982年至1983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1986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人文科学名誉博士，1991年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1992年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 
　　晚年定居美国，巫先生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泪》《孤琴》，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生死凤鸣街




     　　凤鸣街的”和式洋风“建筑群是百年大连的一个符号，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段见证。 
　　 
　　2010年12月15日清晨，凤鸣街在薄雾中迎来了它临近生命尽头的又一轮暖阳。街上，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随处可见，雕花门窗散落在倒塌的断壁与碎砖间，梁木四处横陈，“拆”字烙印在百年老屋的躯干上，这些被称为“凝固的记忆”的历史街区正在被吞噬和蚕食。 
　　大连，历史上是一座殖民城市，在110年的城市历史中，日本和俄国都曾留下脚印。凤鸣街是大连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条保存比较完整的老街。然而最近大连市政府对凤鸣街、高尔基路进行整体改造，这些见证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建筑可能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 
　　 
　　■ 建筑是看得见的历史 
　　 
　　高尔基路、凤鸣街、新华街、水仙街这一区域原有二百余栋老建筑，它们是上世纪20至40年代日本侵占大连时期，依照当时二战前欧美最先进的规划理念兴建的住宅区。这些“和式洋风”建筑，大多是二三层。小楼造型别致，每栋楼都不一样，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各种树木、假山点缀其中。这些融合了欧式和日式建筑特点的民居，不但在大连已不多见，就是在日本现在也很难找到，所以具有极高的建筑、艺术、和史料价值。 
　　在高尔基路的西边，一个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故居，一个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郭安娜的故居。这两座并排的房子就在街角，是那种极简主义的国际风格建筑，与凤鸣街上的小楼相比过于平淡了，但因为是名人故居才侥幸躲过这一劫。 
　　对于大连人来说，凤鸣街“和式洋风”建筑群是大连的一个独特符号，也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和式洋风”，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师在国内不受认可，便来到大连实现他们的建筑理想，在日式传统建筑里糅合了欧式建筑的元素，保持了东方的含蓄和素雅。 
　　据日本一位建筑师的回忆录记载，1905年，日俄战争后，失败的俄国人在大连留下了161栋房屋后全部撤离，他们的城市规划被日本人重新捡了起来。“对于多数的日本人，接触真正的欧式建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建筑师廖原说，大连成了日本一些建筑师“实现梦想”的地方，他们把这里当成现代城市建设的实验地，并且在改造俄国建筑的过程中，把欧式的风格技术融合在新建的房子上。 
　　日本建筑师古市彻雄评价大连这一时期的建筑，认为大连是当时现代化建筑的试验场，其建筑艺术成就超过日本。这批“既不西方，也不东方，在日本当地也见不到”的建筑，在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被日本北九州市精选了10座，整体搬迁到该市。这些都反映出大连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 
　　“城市的历史需要积累，也需要表达，不仅要写在地方志和史书上，更需要写在人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地方。”廖原认为，城市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迹，就是其鲜明的载体。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并不是以其高楼大厦、摩登街道而闻名，如德国的柏林，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筑毁坏得十分严重，战后德国人对几乎所有的历史建筑都进行了重建或精修，使柏林至今还沐浴在“十九世纪的阳光”里；蒙特利尔建城的历史与那些欧洲老城相比也不算长，但是他们依然精心保护自己的“老城”。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问题，他们在“老城”之外，又辟新区，新区内如有散落的古迹，规划时再单独加以保护。 
　　去过欧洲的文物保护志愿者何东对于平衡老房子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深有体会。欧洲一些城市建筑虽很古老，但这并不妨碍内部设施的现代化。蒙特利尔“老城”每年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给该城市民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仅每年拍电影就有一亿加元的收入。意大利是一个旅游大国，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都是旅游名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历史，当地人在城市建设中很“小气”，小气到“连古代炉膛里的一粒灰尘也舍不得扔掉。” 
　　历史建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历史，它会让一座城市更具风韵，更富有内涵。 
　　对于城市开发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胡文荟表示，如果大连在保护历史建筑时能有选择地对历史建筑进行成片的保护，完整地保留若干有历史、有特点的街道、建筑群，使之成为集观赏、研究、商用、办公、居住为一体的历史性街区就更好了。 
　　 
　　■ 日本建筑师的现代化建筑试验场 
　　 
　　与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城市相比，大连的历史只有110年。但期间大连经历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等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 
　　凤鸣街就位于高尔基路身后，大连人习惯把整个区域称作高尔基路。高尔基路记录了大连的历史和大连城市化的进程。1903年，大连建设成为一个 4.25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城市，那时的大连地图上还没有今天的高尔基路。上世纪20年代初，大连中山广场的建设大致完成，从此大连开始了由东向西的发展。高尔基路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建设起来的。 
　　根据一张1938年的大连地图，在上世纪30年代，大连基本完成了由东向西的发展。高尔基路一带包括体育场周围，街名都与花草有关，以花园町开始往东数起，有水仙町、菫町（菫是指紫丁花）、山吹町、菖蒲町、桔梗町、白菊町、千草町、早苗町、若菜町、芝生町（芝生是绿草坪的意思）、芙蓉町、茑町（茑是指爬山虎的红叶）、薄荷町、上藤町、下藤町、上苇町和下苇町、上萩町和下萩町（萩是胡枝子，秋季七草之一）、上葵町和下葵町。1945年大连光复后，很多带有日本殖民烙印的地名被更改，这条路在中苏友好时代被叫做高尔基路，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据大连一位作家介绍，自1905年至1945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曾先后4次修改俄国人留下来的城市规划，把城市版图放大了十多倍。上个世纪初，不论走到哪里，日式房、日式庭院随处可见。由于日本历史上就是个多地震的国家，所以日式住宅体量较小，大多是一二层高，用砖和木建构。这些简朴而普通的建筑，大多沿路而建。今天的中山路、高尔基路、五四路、凤鸣街、民运街、同泰街、正仁街、不老街、长生街以及体育场一带，当年就是“和式洋风”建筑集聚之地。住在这些地界的日本人，都是一般的侨民或小商小贩。可是，正是他们平常而底层的身份，与日式房的普通和简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映照。 
　　走在日式房聚集的街巷里，可以看见每个院门口都有一对石砌的门垛，在右手的门垛上，每家都嵌有一块户主的名牌。这似乎是这个民族固有的居住习俗，大概是要表明自己作为一户之主的尊严。除了名牌，还有树木。日本房的院子里，几乎都要栽种松柏，或各种花树。日本人喜欢栽树，这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据说，每搬一次新家，他们都要在新家的门前栽一棵树，女人每生下一个小孩子，也要在院子里栽一棵树。因为院子太小，树其实就栽在了窗前，于是整个窗户甚至整个房子都被树掩映着，“和式洋风”建筑那含蓄的美感，那不为人知的神秘，有一半是树给营造出来的。 
　　曾经住在高尔基路附近的居民们还保留着对于老街的回忆，到夏天的晚上，人们喜欢去高尔基路散步。路是东西走向，路两侧原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日式房，房前面则是一棵挨一棵的梧桐树。房和树相映成趣，成了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由于梧桐树高而繁密，枝叶把天空全遮严了，像一道绿色的长廊，在梧桐树下走，下再大的雨也不会淋湿。后来，路南侧的日式房大多被拆了，建起了一排排新楼。只剩下路北侧这一排日式房，与新华街、凤鸣街、民运街的日式房连成了一片。 
　　凤鸣街近代建筑群在2009年7月就已经被确定为大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其中高尔基路、凤鸣街、新华街、水仙街都在保护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凤鸣街应依法实行原状保护。然而，2010 年年初，辽宁省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发布通告：因城市建设需要，……东至纪念街、西至北京街、北至水仙街、南至高尔基路地块——由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大连市西岗区旧城区改造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施拆迁。拆除的理由很充分，它们都是日本经济困难时期的产物，建筑质量普遍不高，不在保护之列。这个城市只能保留那些质地坚固、外形美观、具有建筑学意义的官邸和别墅。 


喜欢TXT小说，难忘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生死凤鸣街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一智一直致力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她曾在去年为调查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来到大连，将凤鸣街每一座建筑都摄入镜头。今年11月末再次来到这里，她用“震惊”来形容自己看到凤鸣街被摧毁时的感受，“抡起的大锤仿佛砸在了我的心上，凤鸣街近代建筑群不仅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还是大连现存极少的保留完整历史风貌的街区。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呢！”。 
　　 
　　■ 无法“重现”的历史建筑？ 
　　 
　　历经时光涤荡，长期缺乏管理和维护的老街已经成为了城市的死角。由于居住环境恶劣，本地人逐渐搬离，将这里出租给拾荒者和外来务工人员，人员复杂、治安混乱；曾在凤鸣街居住的李鑫告诉我，印象里，每到傍晚，浩浩荡荡的“板车大军”就会出现在西岗区凤鸣街的路口，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息。 
　　但在保护凤鸣街志愿者看来，这些并不是摧毁凤鸣街的理由。“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改善居住环境，为什么偏偏选择拆掉后重建别墅用于商业用途？可以将拥挤的住户分流，再将这些老建筑‘修旧如故’”一名政协委员说。 
　　据市文广局、现代博物馆等单位表述，目前高尔基路、凤鸣街一带的保护性建设方案初步确定，未来的高尔基路、凤鸣街一带将保持原有的风格不变，这里的建筑也会控制在2-3层。现有的凤鸣街“和式洋风”元素会基本保留下来，老建筑中的德式屋顶、欧式肌理、法式细节等都会“重现”。 
　　而曾一智认为，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一旦毁掉其损失亦无法弥补。大连的许多建筑虽经过历史变迁却依旧保存原貌，甚至建筑的细节、建筑构件都是原汁原味的，不像很多城市都是被篡改过的。在凤鸣街可以随处看到精致的老门把手、彩玻璃、老窗格、英日文投信口等等，还有室内装饰、外立面线角，处处可以看到建筑细节的原貌，十分珍贵。一旦拆除，其历史信息就丧失了。“重现”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是新建的赝品。 
　　穿过一片梧桐树，何东走向老街的深处，他看到拆迁工人们正在从一片废墟里“淘金”。他们将一块块“百年老砖”装运上车，据说这些砖头被统一收购后将会以高价出口到日本、韩国。 
　　何东问：“这些砖运哪去了。”工人：“老板拿回国了。” 
　　何东：“国外为什么认这些砖呢？”“往外卖多少钱一块？” 
　　工人：“国内没人要，外国人却抢着买，卖到国外一般五毛多，我这每天能回收四五百块，拆一栋房子，需要十多个货车车来装运。” 
　　何东：“你老板是要把这片建筑的砖整个都收起来吗？” 
　　工人：“是啊，砖全部收起来。” 
　　一名拆迁工人猫着腰拾起一块砖头，双手捧起，铲下水泥，一个没拿稳，砖块滑落，跌破了一角。“小心点，别搞断了，这可都是宝贝。这些老房子的老东西确实是“宝藏”，另一名工人说。 


您下载的小说来自于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
希特勒:充气娃娃之父?




     　　近年来，关于纳粹制造性爱娃娃的历史材料逐渐浮出水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纳粹党卫军的另一张面孔。 
　　 
　　伴随着网络的高速普及，“宅”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日常词汇。在日本，性爱娃娃（sex doll）几乎是宅男们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时有某男子娶性爱娃娃为妻的花边新闻。这方面的题材还被大量运用到影视中，如2007年美国电影《充气娃娃之恋》（Lars and the Real Girl）和2009年日本电影《空气人偶》（Air Doll），里面的男主角均是那种不善交际的大龄未婚男人。 
　　性爱娃娃在战争中诞生，早期因为科技发展滞后，始终未能成为一个产业。20世纪70年代，人造材料不断革新，乙烯基、乳胶尤其是硅胶等被广泛运用到性爱娃娃的制作上。同时影视、图书的发展也为性方面的题材开辟了新天地，日本这个既保守又开放的国度诞生了AV产业，性观念的多元化转变，也让性用品有了市场，其中之一便是性爱娃娃。但性爱娃娃最初诞生则是在德国。 
　　2005年6月，意大利权威报纸《晚邮报》报道：世界上第一个性爱娃娃是由纳粹在1941年9月制造成功，并且是由希特勒亲自下达的秘密任务。该报道有理有据，大量披露历史细节，让全世界的读者为之震惊。性爱娃娃和希特勒组合起来是多么有趣的一段野史，有人甚至将“充气娃娃之父”的头衔直接颁给了希特勒。2010年，美国作家安东尼·佛格森（Anthony Ferguson）出版了专著《性爱娃娃的历史》（The Sex Doll: A History），其中也将纳粹在性爱娃娃方面的发明过程详尽阐述。 
　　二战期间，德日两大轴心国的工业正值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大量的士兵远征他乡，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士兵都没办法从正常渠道接触到异性，于是他们的性欲问题成为“燃眉之急”。日军的解决办法是，在本土、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地征募大量的随军妓女，谓之“慰安妇”，其本国召集的女子被日军美其名曰“女子挺身队”。 
　　而纳粹德国方面试图做出更为人道和卫生的努力，他们制造出取代女性的、具有仿真功用的性爱娃娃。山不转水转，这种硅胶娃娃在当代的日本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称为“充气娃娃”。 
　　 
　　■ “博格希尔德”计划 
　　 
　　为了解决士兵们在生理上的“孤立无援”，纳粹德国的高层制定了一项名为“博格希尔德”（The Borghild Project）的秘密计划。据《晚邮报》称，这项任务由希特勒本人下达给党卫军（Waffen-SS）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其导火索是希姆莱对在士兵中间传染广泛的性病极为担心，而让他和希特勒都无法忍受的是，这些病源竟来自那些非雅利安民族的妓女身上。 
　　希姆莱在1940年11月20日的信件中提到：“我军在巴黎最大的危险是那些分布广泛且不受限制的妓女，她们可以在酒吧、舞厅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随意招徕顾客。而保护我们士兵的健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他所指的正是纳粹党卫军在占领法国、波兰时，士兵们由于逛妓院而染上了梅毒和淋病。希姆莱十分确信：制造出取代女性的性爱娃娃对于纳粹军队来说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在二战中，美军和德国相互派飞机去对方的领地派发色情传单，打击对方士气，加上美军派发的诸多传单不仅有图片还附带“精彩”小故事，让纳粹士兵一度处于抓狂状态。这个计划虽“造福”于军人，但那些开着卡车、坦克但也携带着充气娃娃的纳粹士兵看来却非常滑稽，还会成为敌军的绝佳笑料。因此，“博格希尔德计划”开始就被置于绝密之中。 
　　“博格希尔德”计划不仅以大局为重，的确也能解决纳粹士兵们最为实际的需求。希姆莱从纳粹国防军中挑选出一些专家，组建成一个专业的团队去研制充气娃娃，“博格希尔德”计划便掩人耳目般地和一批消毒实验室同时启动了。该计划由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卫生博物馆（Deutsches Hygiene-Museum）来执行。 
　　这是一支直接听命于希姆莱的幕后战队，负责领导和监管这个团队的人是当时德国著名的技师及合成材料专家弗朗茨·钦查克特（Franz Tschakert）。希姆莱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他，是因为后者在30年代就制造出一个名为“玻璃女人”（Woman of Glass）的著名模型。后来这个团队又加入了约阿西姆·马瑞高斯柯（Joachim Mrurgowsky）和奥伦·汉努森（Olen Hannussen），另外比较重要的成员还包括精神病医师鲁道夫·查格海默（RudolphChargeheimer），还有一个当时还仅仅是艺术系的学生、后来成为雕塑家的亚瑟·林克（Arthur Rink）。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对外都必须严守这个秘密，因为这是最高机密。直到战后几十年这件事才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 
　　“博格希尔德”计划从1940年6月开始实行，至1942年1月正式停止运作，仅存活了一年半时间。但该计划实施之初，希姆莱和团队的人员都极为自信，一如他们在欧洲战场上取得的初期胜利一样。这样的自信源于他们自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智慧的民族，在尚未制造出第一个性爱娃娃时，他们已经开始焦虑：如果性爱娃娃变得流行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 制造之难 
　　 
　　或因钦查克特的办事效率不高，“博格希尔德”计划实施了一年后，战场上的士兵依旧没有享受到性爱娃娃的福利。这项任务确非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在“博格希尔德”计划开展的同时，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也在为党卫军研制一批“皮肤”很好而且富有弹性的合成塑胶模型，但他们不知道该制造出怎样的形体那些士兵才会喜欢这些塑胶玩偶。 
　　“博格希尔德”计划的早期总监钦查克特认为要选用真人女模特来作为模仿的对象，他邀请了一批著名的女运动员来他的工作室拍照，其中包括参加过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威廉敏娜·冯·布雷门（Wilhelmina von Bremen）和安妮特·沃尔特（Annette Walter）。但在制造性爱娃娃的过程中，钦查克特发现以这些运动员作为模仿对象是完全行不通的。他在给马瑞高斯柯的信件中写道：“很多时候她们的腿都很短，看起来特别丑陋，手臂也都跟摔跤选手的差不多。总之，整个性爱娃娃都让人反胃。而且我也没办法将各个部件组装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模型。” 
　　经过商讨，他们得出了新的方案，就是找当时的影视明星作为模仿的对象，并一致赞成要做妩媚而俏皮的面孔，像当时的著名影星卡斯·冯·纳吉（Kathe von Nagy）那样的。当马瑞高斯柯去寻找美女纳吉时，后者很礼貌地拒绝了把自己的面孔用在性爱娃娃身上。 
　　1941年7月，当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苏联时，马瑞高斯柯退出了“博格希尔德”计划，而一文不名但野心勃勃的丹麦人奥伦·汉努森加入了团队，这位医师成为这个团队的主管。 
　　二战已经进行了两年，纳粹正试图攻占极具政治意义的斯大林格勒。汉努森让所有人加快进度以完成这个计划。作为始作俑者，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在塑胶技术方面很难做到雷同于真人的机体。 
　　查格海默写信给汉努森，指出了这项计划的艰难性：“制造性爱娃娃的用途和目标确实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士兵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须和敌国的男人火拼，并且冒着被染病的危险，面无表情地和外国女人在床上‘战斗’。但是，跟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相比，没有任何男人愿意和洋娃娃嘿咻，除非我们的技术满足以下质量标准：第一，合成的人体必须具有真正女人般的触感；第二，性爱娃娃的躯体、四肢必须像真人的一样具有灵活性；第三，性爱娃娃的器官务必要让人感觉到它们是完全真实的。” 


到“TXT小说共享论坛”下载最新的全本TXT小说 http://freetxt.5d6d.com
希特勒:充气娃娃之父?



     　　除了技术之难，在性爱娃娃的外观和审美方面他们也不清楚该如何定位。“博格希尔德”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女人的名字，这个计划当然要迎合纳粹军的审美标准，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性爱娃娃必须具备雅利安女人的所有品质。半个世纪后，据挪威一家媒体披露，希特勒在战时还对性爱娃娃的外形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她们必须是窈窕淑女，有着性感的外表、白色的肌肤、金黄色的毛发、蓝色的眸子、176公分的身高，当然她们还得有厚嘴唇和大胸脯。 
　　 
　　■ 性爱娃娃的诞生 
　　 
　　汉努森抛弃了要以真人模特的面孔去做性爱娃娃的方向。他认为充满欲望的面孔对士兵更具有刺激。在他身后出版的个人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些娃娃只有一个用处（用来发泄），当士兵们和博格希尔德嘿咻时，是没有感情可言的。所以这些性爱机器的面孔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面孔，一如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奥地利哲学家）在其大作《性与性格》中描绘的那般。” 
　　由此，10个依照实际尺寸的放荡面孔便制造成模型，这些面孔在一群士兵中做了抽样调查，他们的信息反馈当做了测验标本。这个实验之后，查格海默和汉努森都非常确信地认为：性爱娃娃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她们的面部表情。随后的测验结果的确跟预期一样，那些低俗的女人面容挑起了士兵的极大性趣。模型很快就在柯尼斯堡（Konigsberg,二战后为苏联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工厂投入生产。 
　　半个世纪后，亚瑟·林克在媒体上回忆当年汉努森是如何制造出10个淫荡的面孔并让查格海默拿去做心理测试。林克还声称，当时自己和钦查克特已经完成了一个性爱娃娃模型，“我们打算做三个型号的性爱娃娃，A型的是168公分，B型的是176公分，而C型的需要182公分的身高。团队的成员在性爱娃娃的胸部上产生了分歧，我们德国党卫军希望胸部又圆又鼓，而作为丹麦医生的汉努森却坚持要做成一个野玫瑰果的形状，显然最后他赢得了这场争论。于是，第一个博格希尔德娃娃便诞生了，她的确像一个北欧人种。” 
　　第一个性爱娃娃在1941年9月生产出来，即赶在希姆莱于柏林的阅兵典礼之前。据说希姆莱对这个性爱娃娃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当场就订购了50个。 
　　据林克回忆说：“我们当时很可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生产设备，因为钦查克特的实验室太小了，没法生产出50个性爱娃娃。” 
　　一个星期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希姆莱不仅没有给他们增加设备，反而取消了这批性爱娃娃的订单，并且削减了这项计划的财务预算，因为战况不利，纳粹将财务重点投入到更广泛的战场中，尤其是在东方的战役中。 
　　相比于前线的败北，制造充气娃娃的福利计划就显得微不足道，随后“博格希尔德”就被束之高阁。直到1945年2月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整个被炸毁。 
　　后世的一些研究者也怀疑是否真有“博格希尔德”这个秘密计划存在，或者说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制造出充气娃娃。1960年代出生于汉堡的记者兼自由作家诺伯特·勒兹（Norbert Lenz）就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真正制造出一个性爱娃娃，其实盟军的炸弹将卫生博物馆整个儿炸翻了，两个正在制作的模型也毁于一旦。 
　　 
　　■ 被续写的传奇 
　　 
　　战后，德国卫生博物馆又重新修复和重组，时至今日，卫生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由玻璃和塑料铸成的人体模型。该组织的成员回应说，他们在卫生博物馆里面上班，就从没听说过关于“博格希尔德”计划的只言片语。 
　　而据当事人亚瑟·林克回忆，在德军败北斯大林格勒战役几周后，整个实验室就交还给了德累斯顿的卫生博物馆。但他却不知道那些性爱娃娃的下落，他猜那些塑料和各种蓝图都运回了柏林。林克出生于1919年，在“博格希尔德”计划实施时他还只是一名艺术系的学生，如今他是唯一尚存的该计划的参与者。为了证明性爱娃娃被他们那个团队制造出来了，林克还公布了两张当时模型的照片。 
　　除了希特勒、希姆莱这两个妇孺皆知的纳粹头目外，其他参与了“博格希尔德”计划的技术人员也均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更多人都相信，充气娃娃的开山鼻祖非纳粹莫属，因为二战后德国市场就开始有充气娃娃公开销售。1955年8月，豪塞尔（O&M Hausser）公司的马克斯·魏斯布罗德(Max Weissbrodt)让世界上第一批性爱娃娃上市，不过这只是一个模仿卡通角色且只有30厘米高的塑料娃娃，名曰莉莉（Bild Lilli），它的广告传单在红灯区派发给成年男人，并在酒吧、烟草店销售。 
　　很明显，随后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从莉莉娃娃中获取灵感，发明了风靡全球的芭比娃娃（Barbie）。随后，美国在越战中也制造了不少充气娃娃被送到前线，还受到士兵们的好评。 
　　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关条例一直禁止淫秽物品进口。1982年一批性爱娃娃的托运在通过海关时，被英国海关与货物税务署（HMCE）的工作人员扣押，这批货物是企业家兼出版人大卫·沙利文（David Sullivan）的公司所有。随后，沙利文告上欧盟法院，并在五年后胜诉。从此充气娃娃也打开了英国的大门，并有相应的厂家诞生。直到2004年，以色情产业发家的沙利文已经登上英国《太阳报》富豪榜的第68位。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日本已经制造出能达到皮肤和躯体高仿真、肢体灵活、能发出人声、有多种面部表情的充气娃娃，并且这种玩偶还非常便于携带。美国加利福利亚一家名为阿比斯（Abyss Creations）的厂家使用无毒软体硅胶和聚氯乙烯（PVC），研制出的性爱娃娃叫真人娃娃（Real Doll），其售价更是高达6000美元以致过万美元。 


TXT小说共享论坛是书友们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的理想场所 http://freetxt.5d6d.com
1830年代法国的报纸文学与商业革命



     　　1836年7月1日，巴黎出现两份售价仅为5生丁的报纸。埃米尔·德·吉拉丹（1806-1881）的《新闻报》和阿尔芒·迪塔克的《世纪报》。《新闻报》和《世纪报》年订费为40法郎，只有其他报纸的1/3到1/4，它们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直线上升，成为最早获得成功的法国廉价报纸。就创办者的名气而言，德·吉拉丹要远远大于迪塔克，但是后者的《世纪报》更为成功，销量领先于《新闻报》。迪塔克将人情味故事、浪漫文学和政治完美结合了起来。 
　　埃米尔·德·吉拉丹，人称“通俗报界的拿破仑”。他是亚历山大·德·吉拉丹伯爵和一名律师之女的私生子，1827年出版自传体小说《埃米尔》，1828年创办他的第一份出版物《贼》，这是一份艺术和科学评论月刊。不久，他就成为巴黎社交界要人，出版事业也一帆风顺。1831年创办的《有益知识杂志》行销12万份，1834年出版的《法国年鉴》售出100万本。 
　　德·吉拉丹1831年娶女作家德尔菲娜·盖伊，1834年当选下议院议员。然而他的最大成就是1836年创办《新闻报》，并在其后20年中担任主编。他和《国民报》发行人卡雷尔发生私人和政治方面的争执，于是按照惯例在1836年7月22日进行决斗。双方同时开枪，德·吉拉丹大腿中弹，却击中了对手腹股沟，并造成了致命伤。有法国学者认为，决斗是一种社会和解方式，一度是法庭之外解决诽谤争执的有效方式；而德·吉拉丹夺去卡雷尔的生命，象征新报业战胜了旧报业。 
　　德·吉拉丹的政治态度随公众舆论的变化而变化。他属于中产阶级保守派，偶尔显露出进步倾向。1839年他由于国籍不明失去议员资格，1842年重新当选。1848年，他规劝路易·菲利普退位并将摄政权交给其妻奥尔良女公爵。他最初支持第二共和国（1848-1851），在1848年6月起义后被秘密关押10天，转而支持路易—拿破仑，但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于1851年底被流放比利时。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他继续摇摆不定。1862年他将停刊的《新闻报》复活，并担任主编至1866年。1866-1870年主编《自由报》（La Liberté）。1872年买下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小日报》（Petit Journal）（50万份）。1874年他主编《法兰西报》（La France），将其发行量提高到6万份，并开辟了最早的体育专栏。以上二报在1877年共和派大获全胜的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报》和《世纪报》的风格大同小异，并且在内容和经营方面与《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相似：减少政治新闻和言论，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以及有关卫生、健康、食品、服装、家庭等方面的知识性、实用性信息；打破法国报纸常规，主要通过广告费而不是订费来维系报纸，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40~50%，接近于现代报纸，由此引发了法国新闻界的一场革命。1838年，《新闻报》第四版的广告以全年15万法郎承包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但与美国和英国报纸不同的是，这两份廉价报纸具有相对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且大大发展了法国报刊与文学的传统联系。《新闻报》是保守派的喉舌，《世纪报》则支持共和派的事业。第二帝国一度不允许共和派报纸存在，《世纪报》在争取下层中产阶级方面着力甚多。 
　　如前所述，法国报纸的文学传统通过18世纪晚期《论辩报》头版下方最早刊登戏剧批评的feuilleton（横亘版面的文学栏）这种样式固定下来。在整个19世纪，feuilleton成了报纸这座“大厦”的“底层大厅”。到1830年，巴黎人口已达约63万，虽然其中只有一半人识字，但是他们多为戏剧批评的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文学和政治通过feuilleton巧妙地连接起来，feuilleton成为探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主要公共论坛。当时戏剧形式正在发生主要改变：在正统剧院，新古典朗诵剧受到面向大众的浪漫主义韵文悲剧的挑战并被取代；街头剧院发挥了文化含量较低、但不仅是娱乐的功能。feuilleton的题材从戏剧批评扩大到社交新闻、艺术和政治。圣伯夫的《礼拜一》最初作为feuilleton刊登在一系列报纸上，然后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者报》转投官方的《普遍箴言报》，再转投反对派的《时报》。巴尔扎克在1830年与德·吉拉丹等人共同编辑的报纸《政治专栏报》中有feuilleton一词。 
　　《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受feuilleton形式的影响，小说家以难以置信的险情展开叙事，在每次连载的结尾设计出关子（悬念），形成了读者的期待心理。结果，历险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周或者月为长度全文刊登，它们也被称为feuilleton，实际上就是今人所说的小说连载。 
　　巴尔扎克是第一个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原先分为6个部分的《高老头》1834年在《巴黎评论》上分4期连载，次年结集成书。1836年10-11月，《老处女》分12期在《新闻报》上连载。从1843年到1837年底，《新闻报》发行量达2万份。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是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巴尔扎克之后的付诸报纸的文学大师有弗雷德里克·苏利埃、大仲马、乔治·桑以及无与伦比的“通俗长篇小说之王”欧仁·苏。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描述了这座首都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反映了作者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它在《论辩报》上的连载从1842年6月19日持续到1843年10月，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上升到10000份，对销售的拉动超过巴尔扎克作品。此前，从1837年起第一个在《论辩报》上连载的小说是苏利埃的《魔鬼回忆录》。 
　　报刊与文学的联姻不但将一群潦倒文人造就成富翁，而且帮助制造了法国报纸发行量在19世纪后半期跃居世界第一的神话。《立宪主义者报》后来也变成官方报纸，1831年曾发行23000份，但是到1844年跌至3600份。韦龙博士拯救该报的诀窍是出价10万法郎击败《新闻报》，从1844年6月到1845年7月连载欧仁·苏的《流浪的犹太人》，《立宪主义者报》的发行量飙升到1846年的25000份。欧仁·苏在以后14年中按此标准获得稿费，激进派报刊誉之为大仲马的头号对手。保守派作家大仲马当时报酬最高，年收入近20万法郎。而当时工人日薪为2法郎，普通写手的每行稿费在75生丁到1法郎之间。欧仁·苏日后成为欧洲第一个报业巨头，曾拥有巴伐利亚王国的《南德意志报》等报刊。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报纸上大量登载的社会新闻激发了一些作家的创作灵感。司汤达在1830年出版的《红与黑》中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一角色，他的原型是报纸社会新闻栏一则真实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位名叫安托万·贝尔泰的神学院学生在弥撒中试图枪杀他的女保护人W夫人，1827年12月他被格勒诺布尔法院判处死刑。投机钻营、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忘恩负义这些习性被移植到了于连身上。从《红与黑》到下文所提及的19世纪其他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法国新闻事业与文学事业的孪生关系。 
　　抽文：《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宪法保护调侃官员的自由



     　　说起拉里·弗林特，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当然，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著名色情杂志《好色客》的创办者，还在于此君一贯特立独行，多次挑战美国政坛的政治底限。1983年秋天，弗林特威胁要公布可能导致联邦调查局难堪的监视录像，法官要求他公开录相来源，为表示蔑视，弗林特居然穿了一件用美国国旗制作的尿布出庭，被判侮辱国旗罪，在联邦监狱关了六个月。 2007年，他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布任何与国会、或者政府高官有染的人，如果愿意在《好色客》上讲述其丑闻内幕，就可以得到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这一举动，不知搅得多少政客寝食难安。 
　　当然，以上这些，最多只表示了弗林特蔑视权威，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对美国宪政制度最大的贡献，则是大名鼎鼎的“《好色客》诉福尔韦尔案”。这是一起极为有趣，也非常重要的案件，在滑稽色彩下，隐含着一个严肃议题：美国社会对言论自由，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1983年，为配合堪培利开胃酒的推广活动，《好色客》杂志开辟了主题为“第一次”的广告专栏，专栏“虚拟”了一些名人访谈，让名人们“畅谈”在性事上初尝禁果的经历，最终把话题扯回到第一次品尝堪培利开胃酒的体验。《好色客》“虚拟”访谈调侃的名人之一，是以在电视上布道而闻名全国的极右派团体“道德多数派”杰瑞·福尔韦尔牧师。广告标题是“杰瑞·福尔韦尔谈他的第一次”，底端以小号字体写着：“戏仿之作，请勿当真”。在这篇“访谈”中，福尔韦尔说，他的第一次发生洗手间内，是与母亲的酒后乱伦。 
　　福尔韦尔向来以道德卫士自居，多次在公开场合，谴责弗林特伤风败俗，罪该万死。被《好色客》如此调侃，令他暴跳如雷。他随即控告《好色客》诽谤，以及“故意导致精神损害”。陪审团以“戏仿”不能当真为由，驳回了诽谤指控，但认定《好色客》的行为属于故意导致精神损害，要求杂志赔偿福尔韦尔补偿性赔偿金和惩罚性赔偿金各十万美元。《好色客》上诉后，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宣布维持原判。 
　　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后，庄严肃穆的庭辩过程，也因本案案情染上几分娱乐色彩。在庭审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如此评述此案：“第一修正案并不包含所有的言论。它的确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却不是我们社会的惟一价值……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仅仅因为你是公众人物或政府官员，就无法保护自己或你的母亲，免遭母子在洗手间乱伦的‘戏仿’……你认为乔治·华盛顿还愿出任公职吗？如果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这些价值，还有人愿意为公众服务吗？” 
　　《好色客》的律师艾伦·艾萨克曼回答，在华盛顿时代，也有人在漫画中把总统画成一头驴。斯卡利亚回答：“这个我可不介意。我想，华盛顿也不会介意。但本案情形要过分得多，这可是说你和你母亲在洗手间乱伦啊。”艾萨克曼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格调高低问题吗？就像您之前说的，没有人会因此相信杰瑞·福尔韦尔乱伦过。再说，以政治漫画嘲弄公众人物或政客，本来就是美国延续至今的一项古老传统。” 
　　代表福尔韦尔出庭的，是诺曼·罗伊·格鲁曼律师，他开场即称：“对人格的恶意中伤是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问道：“你认为，漫画家应当为他那些辛辣刻薄的作品，承担潜在的法律责任吗？”格鲁曼回答：“是的，只要他的画被一般公众认为是文明人不能容忍的。”这句话令其他几位大法官很不满意，他们陆续发问，陪审团该怎么理解“不能容忍”这样的标准呢？斯卡利亚大法官感慨：“也许咱俩见过的政治漫画不太一样，我们有些传统，可以追溯至英国时代。……我见过一些漫画，政治家被描绘成面貌狰狞的禽兽，也有人像你说的那样，被描绘成行苟且之事者。说实话，如果政治漫画不把一个政治人物描绘成妓院里的钢琴师，我还觉得奇怪呢。” 
　　最终，最高法院以9票对0票，一致同意撤销使福尔韦尔获得二十万美元赔偿的判罚。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亲自撰写了判决意见。他在意见开头，回顾了最高法院关于言论自由的几则经典判例，包括霍姆斯大法官1919年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的异议意见。霍姆斯大法官当时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首席大法官指出，福尔韦尔一方主张，第一修正案不应保护令人难以容忍的蓄意精神伤害，“但是，在就公共事务进行辩论的领域，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许多不值得称道的行为”。他补偿说，如果不是这样，政治漫画家或讽刺作家必然寸步难行，无所作为。他进而提到美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则政治漫画，包括将华盛顿画成驴的那幅。伦奎斯特不赞同格鲁曼关于只有“令人不能容忍”的言论才应受追惩的说法，因为在政治或社会领域，“令人不能容忍”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会让陪审团根据他们的品位或立场，有时甚至是个人好恶进行裁判”。意见最后说，被《好色客》“戏仿”广告伤害的人，不管遭到多大冒犯，都不能仅仅因为受嘲弄而要求损害赔偿。他必须证明对方进行了不实陈述，而且是基于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而为之。既然没有读者认为《好色客》对福尔韦尔的“戏仿”陈述是描述真相，那他就应该输掉这场官司。伦奎斯特在分析言论自由的价值时，再次强调：公众人物应容忍“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以及表达自由需要“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 
　　 “《好色客》诉福尔韦尔案”对言论自由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充分显示，在最高法院，即便是保守派大法官，也深刻意识到，宪法要求美国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保持宽容态度——这其中，不仅包括被画成驴的乔治·华盛顿，也包括“与母亲在洗手间乱伦”的福尔韦尔。之后，拉里·弗林特和他的杂志再未受到诽谤起诉。而这起案件，亦被导演麦洛斯·弗曼拍成电影《性书大亨》，成为宣扬言论自由的经典之作。 


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袍哥政府及其他



     　　抽文：伦奎斯特在分析言论自由的价值时，再次强调：公众人物应容忍“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以及表达自由需要“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8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追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作主，占据的几个省份，不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辛亥杂说》专栏已结集成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活动



     　　北京 
　　 
　　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大型雕塑展 
　　主办方：炎黄艺术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活动时间：2011年3月8日至5月18日 
　　活动地点：北京炎黄艺术馆 
　　《收租院》创作于1965年6月至10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和四川民间艺人集体完成。雕塑创作以地主收租为题材进行构思，以手卷式的叙事手法，栩栩如生的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这组作品是中国雕塑史上的巨作，在1979年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上，《收租院》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被誉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两大优秀美术作品。此次展览，展品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年完成的玻璃钢镀铜组雕《收租院》，共有103件人物像和道具，配合雕塑作品将同时展出收租院历史照片、收租院纪录片等珍贵的文献资料。 
　　 
　　启蒙的艺术 
　　主办方：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活动时间：预计从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活动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区S6-S8展厅 
　　根据中德双方协商，德国三家博物馆共提供579件（组）文物艺术品及其它藏品，于2011年4月1日开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进行长达12个月的展出，展示欧洲、特别是德国启蒙运动以来的艺术与生活。展览共分为生活在启蒙时代、知识的新视野、历史的诞生、爱与情感、回归自然、黑暗面以及启蒙的革命等九个主题进行。展览的核心是启蒙前所未有的革命力量及其对艺术、哲学和科学延续至今的影响。 
　　 
　　上海 
　　 
　　土地——身体：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群展） 
　　主办方：上海美术馆 
　　活动时间：2011年3月13日至4月5日 
　　活动地点：上海美术馆 
　　十余年来，通过对西澳大利亚沃伯顿地区原住民艺术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整理和收藏，该项目的策展人盖瑞·普罗克特先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非凡的工作中。这件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项目充分展现了如何保护那些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启发我们在时代更迭进步的同时，应该如何更好地展现和研究它们。展览将展出六十余件作品，包括绘画、影像、装置、摄影等多种类型，以及土著艺术家的现场创作和交流，展现非常古老且又复杂的澳大利亚的甘亚提亚拉原住民文化。 
　　 
　　香港 
　　 
　　辛亥革命百周年展 
　　主办方：香港特别行政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湖北省博物馆 
　　活动时间：2011年3月2日至5月16日（逢周二休馆） 
　　活动地点：香港历史博物馆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场革命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帝制时代划上了句号，亦标志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这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亦有深刻的意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在其他省份引起连锁反应，在不到两个月内，关内的18行省中已有14省宣布独立。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揭开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本次展览陈列的逾400件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物、图片和录像，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单位。据悉，有多件展品是首次公开展出，其中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陪葬军服及勋章和硕果仅存的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十八星旗。 


欢迎您到TXT小说共享论坛 http://freetxt.5d6d.com，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
大卫·布罗德:“那个时代”的评论员




     　　布罗德是“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他是美国最兴旺发达的年代的见证者，他所代表的精神，曾经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最可靠精神力量。如今，信息的多元化和政治日渐娱乐化，以及信息社会本身的扁平化，大幅压缩了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们的施展空间，“伟大的一代”已成过去。 
　　 
　　2011年3月9日，大卫·布罗德81年的生命因为糖尿病导致的器官衰竭而划上了句号。在他六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当中，有四十多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作为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他目睹了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的11届美国总统上任的全过程。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为此得到了一个雅号：“华盛顿记者团团长”（Dean of Washingtong Press Corp）。他的荣誉等身，其中最有分量的是1973年普利策新闻评论奖。 
　　 
　　■ 不倒翁“记者团团长” 
　　 
　　曾经是《滚石》杂志记者的乔伊·克莱因曾经用下列的语句描绘他：个头不高，秃脑门，戴着一副有棱角的大眼镜，说话温和，平易近人。与大部分电视新闻评论员不同，他从来不咄咄逼人，而长于循循善诱，仿佛是观众的师长。白宫专门为他的去世发布了一个讣告，称他为“那个时代最德高望重、最敏锐的新闻评论员”，“是个待人和善、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一个所有人都会思念的人。” 
　　美国主流文化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目光敏锐、口若悬河的记者——不论他们的外形如何——总是能够成为大众的宠儿。奥普拉·温弗利、拉里·金以及前两年去世的克朗凯特，都是大众文化的偶像。布罗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他是记者、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同时也是国家广播公司（NBC）的电视新闻评论员，他写的专栏为美国三百多家媒体转载。不过，与温弗利和金不同，布罗德将平面媒体新闻视为自己的战场，以超乎常人的敏锐性、小心巧妙的政治立场和狂热的职业精神奠定了自己作为“记者团团长”的不倒翁地位。 
　　经历选举战无数的人最能够嗅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大卫·布罗德在这一领域当中拥有堪称一流的嗅觉。他常常扮演成功的预言家。让他出名的一次预言是1968年，尼克松选择了马里兰州的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布罗德提前几个月预见到了这个大众所认定的“最不可能的搭配”。此刻他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才只有一年。《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本·布莱德利对此一定感到很骄傲，因为布罗德是他从《纽约时报》挖过来的，此前《华盛顿邮报》从不挖别人墙脚。布莱德利对他的评价是“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2007年，“全美最好的政治记者”提前一年预言了奥巴马将当选总统。 
　　布罗德大放异彩的年代还需要回溯到1972年。在这个总统选举年中，布罗德细致的洞察力让他发现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穆斯基是“过分情绪化的人”，因为他注意到穆斯基有一次在被对手羞辱之后偷偷用手抹去眼角的眼泪。布罗德由此推断民主党竞选人将不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这年6月，几个特工潜入民主党竞选总部所在的水门饭店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警方公布的信息当中发现了特工们和白宫之间的蛛丝马迹。由本·布莱德利、《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布罗德等人组成的报道班子判定其中存在着重要信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猛打，引爆了著名的“水门事件”，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1973年，《华盛顿邮报》集体获得了普利策奖。布罗德本人则因为在专栏当中对“水门事件”的精彩独到分析，成为普利策奖新闻评论奖的获奖者。布罗德本人出色地预言了尼克松将要当选总统，然后在一场政治丑闻中通过报道将这位总统拉下马。由政治的旁观者变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布罗德玩了一场梦幻般的游戏。 
　　 
　　■“无可救药的中间派” 
　　 
　　但是政治永远是现实的，而不是梦幻的。这一点布罗德心里最清楚。美国的专栏作家们一般都有一点艺术家的狂放狷介的气质，讲究观点鲜明立场独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常常指天骂地，图个痛快淋漓。另外一位和布罗德同时代的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则更加行为艺术一些。1989年，安德森在国会山采访参议员鲍勃·多尔的时候，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一支手枪，用以证明国会山的安全保卫工作形同虚设。但是布罗德从来没有学会这种尖刻和莽撞。他很中庸，这让他在专栏作家当中显得独树一帜。 
　　“一般的专栏作家都多少有点（言论上）的极端。”克莱因评论说，“但是大卫却毫不愤世嫉俗。” 《纽约客》杂志曾经对布罗德的政治观点做出过一个有趣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华盛顿造就了很多高龄记者，比如说常驻白宫的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常驻白宫50年，被誉为“新闻界第一夫人”，与布罗德倒也堪称一时双璧。然而仅仅因为她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提出了直接地批评，便被迫退休。由此可见，现实一点来说，“无可救药的中间派”并不是什么缺点。 
　　布罗德曾经站在道德高地上针对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义愤填膺。转过脸来，他又跟小布什总统那位臭名昭著的白宫大管家卡尔·罗夫打得火热。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曾经认为他的观点“十分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工作，的确需要爱惜自己羽毛。在政客当中穿梭，一面要学会妥协和交流，以便维持自己的存在；另外一面需要坚持原则，以赢得尊重。布罗德在这些问题上的平衡掌握得很不错，加上他待人和蔼，有求必应，善待新人，这让他在记者和政客之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终其一生，他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非议和指责，从不逾越“政治正确”的底线。在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上，他正是美国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完人”。 
　　 
　　■“伟大的一代” 
　　 
　　布罗德生于1929年，正是全美大萧条开始的那个年代。他成长于二战，事业起步于冷战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伟大的一代”。肯尼迪总统对此的注解是“被战争塑造，被艰难而痛苦的和平锤炼出来的伟大的一代”。布罗德明显地继承了那个年代美国人的特点：勤奋、敬业和努力，多少有点工作狂。《纽约时报》对于布罗德的工作热情是这么形容的：他总是比别的记者多乘一趟航班，多敲响一扇门，多打一个采访电话。在2008年从《华盛顿邮报》半退休之前，他一年外出采访的里程可以高达16万公里，相当于围绕赤道飞了四圈。2003年，美国国会就医保问题的一次辩论会，议员们的辩论通宵达旦。最后坚守在国会山的记者们只剩下了布罗德。那一年他74岁。“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记那么多的笔记，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走穿那么多双皮鞋。”《华盛顿邮报》在布罗德的讣告当中说。去世一个月前的2月6日，布罗德撰写了自己最后一篇社论《在埃及的三击出局》，如同自己的一贯的平实文风一样，布罗德在专栏使用比喻和简单的语句——用自己热爱的棒球赛的术语“三击出局”和华盛顿的交通状况——形容奥巴马面对埃及问题时的无计可施。在陷入最后的昏迷之前，布罗德还在打电话谈论他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他对于政治和新闻的勤勉可见一斑。 
　　和狂热严谨，甚至带点刻板的工作态度相比，布罗德的另一面显得有些笨拙可笑。他对于新科技的掌握非常慢。很长时间内，他不懂得用电脑写作和发稿，这使他每次出门都不得不带上沉重的打字机。即便勉强掌握了电脑的使用，他还是习惯于先在打字机上写出稿子，然后再用电脑键盘敲上一次。他似乎习惯了混乱的局面，办公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以至于出入他的办公区都只能侧身行走。除了工作，人们几乎无从了解他的私生活。为公众所知的是，他在22岁的时候结婚，有四个孩子和七个孙辈，仅此而已。就外界看来，布罗德首先是政治的人，其次才是生活的人。单单从政治人角度来打量他，他是丰富的。从生活人的角度来观察他，他又是乏味的。 
　　布罗德的严谨、中庸以及强烈的工作热情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楷模。美国新闻界的社论专栏总是有一批清醒而且睿智的记者，担当着大众的意见领袖。这样的人从1920年代的沃尔特·李普曼，到大卫·布罗德和乔治·维尔，以及颇有取代布罗德趋势的鲍勃·伍德沃德，层出不穷。如果发掘其中传统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几近完美，在政治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正是他们为美国人塑造并维持主流的政治思维，甚至成为构造大众文化的主力军之一。美国在战后六十余年来，公众舆论能够保持尖锐的言论，多样的视角，维持多元观念交流的公共空间，这些媒体人的影响功不可没。他们是美国体制的卫道士。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白宫称布罗德是“那个时代”的新闻评论员，暗示着“伟大的一代”影响力已经成为过去时。从1929年到2011年，美国经历了稳步的上升，正在缓慢走向下降。布罗德是美国最兴旺发达的年代的见证者。他所代表的精神，即性格上坚韧不拔、工作上恪尽职守、政治上游刃有余和战略上高瞻远瞩曾经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最可靠精神力量。依靠网络民众运动最终攻陷白宫的奥巴马，已经和不谙电脑的布罗德相隔了一代。如今，信息的多元化和政治日渐娱乐化，以及信息社会本身的扁平化，大幅压缩了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们的施展空间。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勤勤恳恳的老报骨，需要他们来设立道德范围，需要他们来成为主流社会的捍卫者？当奥巴马回望布罗德们的奋斗历史，对这个时代恐怕只能景仰，并有足够的理由赋予他们滔滔江水般的思念。仅此而已。就像埃及博物馆里的法老雕像一样，布罗德也成为了新闻名人堂里的一尊雕像。 


http://freetxt.5d6d.com，TXT小说共享论坛欢迎您上传、下载、推荐、交流小说